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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议

翁诗杰:从疫情中的博弈看新国际秩序


(本文系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前副议长翁诗杰参加由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主办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格局演变”视频会议上发言整理而成)


新冠病毒肺炎(简称“冠病”)疫情的全球爆发,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禍,固然是一场百年一遇的灾难浩劫,可它也同时是一场全方位的惨痛考验,让人类社会在面临生死存亡之际,能够以变应变。一方面适应新常态以图生存;另一方面能在疫后痛定思痛,重塑整个国际秩序。


1、疫情测试和考验了什么?


(1)测试各国(不分贫富强弱)的治理水平,尤其是反映在医疗保健领域、面对灾难的应对能力、中央与地方的协调等;


(2)考验区域性组织,如:欧盟、东盟、非盟等的协作、应变能力;


(3)测试国际性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贸易组织(WTO)等的协调、驰援功能等的执行力,等同检视现阶段负责全球治理的主要机关的能动性;


(4)对西方国家主导,并以多边主义为主轴的全球一体化,是一场前所未有严峻“抽考”,考验现有的全球治理水平和国际秩序。


2、疫情面前的国家反应典型


“冠病”疫情也同时测试出人性、民族性格、社会习性,乃至一个国家的格局,堪称是一面“照妖镜”。值此疫情仍在肆虐之际,综观各国对疫情的反应,可粗略归纳如下:


(1)以举国之力防控疫情的扩散,宁可选择以非常手段短暂牺牲国家经济发展、个人生活自由等,以阻缓疫情外扩,为他国争取更广的时间空间来防控治疫情。尽管中国这次首当其冲,可它树立了一个空前独特的典范。


(2)当本国受疫程度趋缓,不忘以自己应疫经验、医护人员、医用物资等驰援境外多国抗疫一线,体现“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典型例子,仍非中国莫属。


此前正值中国抗疫的高峯期间,日本、法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物资支援固然值得一提,可当时这些国家尚未面对疫情冲击。


(3)中国受疫之初,一些西方国家以种族、体制与文化的无知偏见看待疫情,以为这只会影响黄种人,与己无关,故此漠然视之,而致平白错失准备防控疫情的时机。待疫情蔓延至自己国门时,毫无防备、惊慌失措的国家多在欧、美。


(4)武汉疫情爆发之初,期待中国经济因而受到重挫,进而阻缓中国崛起势头的典型“幸灾乐祸”例子,首推美国。美国执政当局如此,主流媒体也不逞多让。


(5)待本国疫情日趋严重,为了本身的政治利益(如:寻求竞选连任、纾缓国内民情舆论压力等),而不惜甩锅卸责,剑指中国,进而提告索赔等。美国朝野政客已是始作俑者,欧洲若干国家,乃至亚洲邻国印度的政客、媒体预料也会响应起哄。


3、百年变局的新趋势


在这一片纷扰当中,构建百年变局的新趋势,已在疫情的催化下逐渐涌现, 冲击着既有的国际秩序。这可粗略概括如下:


(1)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下,美国自我放弃领导全球性的防控抗疫。这也是自二战以来,美国首次缺席全球性的联合行动。它让美国的一众盟国感到群龙无首,无所适从。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也首次出现领导真空。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愈发迫切需要强有力的全球领导,以面对当前和日后的全球危机,譬如:气候变化或其它可能发生的流疫。同时,这也会引发对美国领导全球的角色反思,以及加速国际组织对全球治理机制寻求变革的步伐。


(2)中国的“抱疫驰援”,不管是基于地缘政治考量,或是归因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智慧,都已体现了一个大国“当仁不让”,敢于担当的角色;也同时为未来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一个迥然不同的互鉴互惠、共商共享的模式。


(3)现有的全球一体化,只聚焦于经济GDP的追求竞逐,却不能在灾难流疫面前发挥国际合作、守望相助的作用。从G7、G20、欧盟、非盟而至东盟等,疫情当前,尽显“各扫门前雪”的本色,使相关的区域性或跨国组织沦为空泛的清谈平台。虽然这对全球一体化是莫大的讽刺,但相对而言,也只有在疫情当头,人类必须“抱团自救”之际,才有望激发世界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真省思。


(4)全球的医用物资供应链过度倚赖中国。这让欧美各国蓦然惊觉:这类与战略性物资同等重要的生产线,曾几何时竟已相继外移,不再操诸己手。在当前新一轮的“防华、反华”思维的弥漫下,疫后多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预料会重新部署本身的医用物资供应链,乃至整顿整个医护系统。这会形成一种崭新的战略布局。


(5)弱小国家与不少发展中国家碍于多方面资源的匮乏,疫情的爆发进一步暴露出它们对国际合作的期待与依赖,这为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耕的沃土。


4、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这一轮新的变局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更严峻挑战的开始。


中国的“抱疫驰援”体现了大国担当的本色,也以行动贯彻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为全球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选择。这一方面有助于中国在国际重大议题上开拓更大话语权的空间;可另一方面,却也激发一众西方国家对所谓“输出中国模式”的疑虑和排斥。西方媒体对中国“兼善天下”的美意,已渐次由起初对所谓“中方的公关宣传,志在扩大影响力”的冷嘲热讽,发酵成为针对“输出中国治理模式”的疑虑,甚至是无限上纲的扭曲为“输出极权体制”。目前西方媒体针对中国的“舆论围剿战”已经全面开打。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号角又再吹响。


中国在这场席卷全球的战“疫”中所取得的初步胜利,必须倍感珍惜,善加经营。目前面对西方国家的甩锅卸责、抹黑污蔑,有关“驰援抗疫”义举的阐释, 不妨将之定位于普世易懂的“同舟共济”的人道主义基础上;而不是用以作为批评贬损西方治理模式和社会体制的根据。


有道是“打铁还须自身硬”,中方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努力厚植本身的软实力、积极扮演好作为大国的国际角色,而不必强求竞逐全球治理的领导角色,更不能坐实西方国家所谓“意图输出中国模式”的指责。相对的,中方只要坚持互鉴互惠、共商共享的模式;面对全球性危机的考验时,始终如一敢于担当,我相信:到时候,中方要引领改革全球治理的模式,自是指日可待、水到渠成。


与此同时,中方可掌握这百年变局的机遇,调整“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布局,譬如:借疫情记忆犹新之际,以“重整医护体系”为出发,借“一带一路”为载体,按亲疏远近、战略考量的排序,选择性向外输出本身防、控、治疫的经验,尤其是帮助弱势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建立本身的医护体系,并配之以基本资源的支援,更是刻不容缓。


简而言之,这“医护外交”可作为中国拓展软实力的另一试金石,它不同于“输出基建产能”,不能纯以经济效益为考量关键,因为“医护外交”只要运用得当,它的地缘政治红利,当非经济效益所能比拟。


5、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至今,已不纯然是中国人讲的中国故事。它既然是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载体,就必须让更多境外的声音,唱响这一篇属于大家的大合唱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