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与理论与实践

全球治理的价值导向和目标定位

                                                      朴仁淑

全球治理理论是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而提出的旨在对全球政治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的理论。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个人和制度、公共和私营部门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综合。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中，冲突或多元利益能够相互调适并能采取合作行动，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全球治理的基本特征包括：一是全球治理的实质是以全球治理机制为基础，而不是以正式的政府权威为基础。二是全球治理存在一个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和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强调行为者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三是全球治理的方式是参与、谈判和协调，强调程序的基本原则与实质的基本原则同等重要。四是全球治理与全球秩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全球秩序包含那些世界政治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常规化安排，其中一些安排是基础性的，而另一些则是程序化的。

上面所说的是全球治理的理论定义，本人认为这理论定义充分包含中国儒家思想里的全球伦理。全球治理的最基础的原则是从每个国家的世界观出来的。每个国家的世界观具体实践是外教思想出来的，所以全球治理的价值导向和目标定跟中国的儒家世界观是一直的。

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正常生存和发展需要交往智慧和共同意识，而儒家思想提供了这方面的宝贵资源。用儒家思想来观察和研究“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具有很好的启迪作用。儒家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国际政治和外交思想。儒家以道义，礼制和信誉为起点，论述了道义、礼制、信誉、国家权力、国际合作和国际和平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儒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儒家国际关系理论具有内外联系、道义至上以及和平主义的基本特征。儒家思想包含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外交准则、持久和平的奋斗目标、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以及和谐世界的外交理想，研究儒家外交思想有助于建设和发展新型的国际关系理论。

首先，以中国先秦三大儒孔孟荀为中心考察了儒家外交思想的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回顾和梳理了秦汉以降到现代中国外交关系发展的基本史实，深刻揭露了儒家思想与中国外交关系展开的密切关联。本文认为，“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友好和谐精神奠定了儒家外交思想的基本格调，其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基本精神有助于睦邻友好国际关系的形成。“仁爱”、“尚中贵和”、“和为贵”、“协和万邦”以及“和而不同”支持着多元文明的并存；“恕道”、“反身自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因子有助于消弭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宿怨，达成理解的一致；而“王道”、“大同”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本身具有“天下（世界）主义的”强烈情怀。

儒家以和为贵的外交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外交关系的发展，即使在现代中国的全球治理政策和思想中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儒家思想的底色。在古代中国，儒家实现区域间共同追求的和谐精神起到融合夷夏思想、建立牢固的“藩属”体系的作用。其“中庸”的外交思想，是中国社会内部社会外部在处理各种事务中，不偏激，不走极端，而是善于调节适当，平衡有序，使区域间和谐思想共同追求的实现。同时儒家外交思想对于开化附近落后的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都有积极的作用，先进的文明总是以各种方式影响落后文明的发展，这种发展方式用现代双重使命观分析，建设作用大于破坏作用，对于夷夏思想融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即使改朝换代，尤其是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依然沿着儒家外交思想的道路继续前行，这原因都跟儒家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长河中是很难见到的，所以儒家文化思想具有旗帜的作用。同时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纽带维系着外交体系的稳固，为儒家文化在东亚地区的固化奠定了基础，也为当代东亚区域意识兴起、区域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相应的路径支撑，从而维持了东亚地区国家间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这就是可以当成全球治理的目标定位的基础。

即使到了现代中国，儒家外交思想仍对中国外交政策和方针发挥着重要影响。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现在不称霸，将来发展了也永远不称霸。中国历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全球治理的原则，在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21世纪初以来，中国奉行了“全方位外交”的理念，提出要妥善处理好与各国的关系，巩固和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要广泛开展多边外交，提出“友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主张。而这一思想无不闪耀着两千多年前孔子“协和万邦”“礼尚往来”的和谐世界理念，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正延续了负责任大国的正能量形象，这对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对世界各民族、各个旨在和平发展的国家是一个友好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