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17日，由华中科技大学主办，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国家治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承办的第十届“全球治理·东湖论坛”在华中科技大学梧桐语问学中心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共同安全与全球治理”。现将各位嘉宾的精彩观点发布如下：
翁诗杰会长发言的核心议题是探讨在全球化和地区冲突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智慧应对东南亚的安全挑战。
自2021年起，中国提出了三项全球倡议——全球发展倡议（GDI）、全球安全倡议（GSI）和全球文明倡议（GCI），这些倡议强调跨国合作与共同发展，挑战了西方主导的安全和发展模式。翁诗杰会长指出，国际社会长期以来认为西方化是现代化的唯一途径，而安全问题只能通过军事联盟和威慑来解决。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其他文化和国家的安全需求，尤其是东南亚地区。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自1967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共同安全和区域稳定。尽管东南亚地区的国家面临外部压力，尤其是在冷战期间，东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通过提出“和平自由中立区”倡议来抵制外部势力的干预。翁诗杰会长强调，东盟的外交政策不仅关注与中国的合作，也与美国保持开放，力求在多方利益中保持平衡。
当前，东盟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日益紧密，但在安全领域仍存在一些分歧。东盟国家在应对中美地缘政治冲突时，保持了“两头下注”的策略，既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又与中国在经济领域展开合作。翁诗杰会长认为，这种短期的安全策略可能会限制东盟的长远发展。
翁诗杰会长还提到，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和跨国恐怖主义等，已经成为全球性挑战，中国与东盟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具有巨大的潜力。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外部势力的干预不仅无法解决争端，反而可能加剧地区的不稳定。因此，翁诗杰会长呼吁通过对话和包容来解决争议，而非依赖军事威慑。
最后翁诗杰会长总结道，东盟从未构成威胁，全球安全倡议应以合作为基础，推动区域的和平与繁荣。通过智慧和包容，东南亚可以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一环，实现共同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总体国家安全观四大内核的十年回顾
林宏宇 华侨大学副校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林宏宇教授指出，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十周年，这一安全观的提出对中国国家安全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林宏宇教授回顾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四大内核：首先是“内外兼顾，以内保外”。中国的国家安全机制内外并重，强调国内外安全大局的相互促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中国始终在发展与安全之间找到辩证关系，在国家安全观的实施中，国内发展与国际合作并重，取得了显著成果。
第二个内核是“包容共赢、命运共同体”。林宏宇教授提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三要三纳”思想，即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促进他国发展、谋求自身安全要保障他国安全，构成了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中国发展不仅是自身的机遇，也为世界尤其是亚太地区带来实惠和机遇，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三个内核是“经济优先、核心安全不让步”。林宏宇教授强调，尽管当前中国面临严峻的外部压力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但中国依然保持经济优先的战略，发展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与此同时，确保核心安全利益不受损害是中国发展的基本前提。
第四个内核是“义利并举、有所作为”。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秉持义与利相结合的原则，在全球安全合作和治理中始终坚持公平正义，并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推动共同发展。林宏宇教授提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大国担当，无论是在中东的斡旋还是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都体现了中国作为全球安全治理推动者的责任与使命。
总的来说，林宏宇教授认为，十年来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根本指南，未来这一理论不仅将在中国的国家安全工作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也将对全球治理产生深远的影响。
国家安全的内外因素关联
房 宁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文科讲席教授、
教育部高等学校政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有一句古语“内忧外患”，揭示了国家安全内外因素之间的密切关联。历史上，国家的内部问题往往会引发外部威胁，而外部问题也可能加剧内部矛盾，成为不稳定的根源。因此，国家安全问题必须从国内外因素的相互关联上进行全面考虑。
房宁教授分析，从当前中国的安全形势来看，国内外的风险因素比以往更为复杂。从内部看，自世纪之初至2020年，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整体向好，社会稳定，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国泰民安，人民和谐。然而，自2011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下行期，特别是2020至2023年经历了新冠疫情，社会的稳定性受到了影响。
当前中国面临的内部问题主要来自一些不稳定的社会群体。一方面，经济下行造成中小微企业的困境，他们成为当下社会中最为不满的群体。另一方面，城市白领群体也由于经济困境和职场压力，普遍感到焦虑不安。此外，大学生群体面临就业压力，学业上的“内卷”使得他们的困惑情绪日益严重，河南大学生集体骑行活动就是其中的一个反映。从外部环境来看，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挑战。东北亚的朝鲜核危机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朝鲜与韩国、以及朝鲜与日本的矛盾也不断升温。台海局势日益紧张，台独势力在外部势力支持下不断壮大，军事冲突的风险上升。南海局势也充满不确定性，菲律宾在外部势力支持下与中国对立，进一步威胁了中国的海上安全。
房宁教授指出，以上的内外因素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安全形势。外部势力可能会借中国内部困难之机加大压力，尤其是美国新一届政府可能会在东亚地区实施经济脱钩、技术遏制和军事威胁的策略。这些因素表明，未来五到十年内，中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安全形势。
作为全球安全问题的风险承受与道德风险：应急性治理的前景
史蒂夫·富勒 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华威大学社会学系奥古斯特·孔德社会认识论讲席教授
史蒂夫教授认为，“共同安全与全球治理”这一主题存在内在矛盾。实现共同安全非常困难，因为不同国家的风险容忍度不同。一些国家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另一些国家则更加保守，因此很难在全球范围内达成统一的风险管理方案。
他进一步探讨了两种风险管理理念：预防原则与激进原则。预防原则强调避免损害，尤其是在环境和公共健康领域，类似于西方医学的“不伤害”原则。而激进原则认为，创新和进步往往伴随风险和损害，只有通过承担这些风险，才能推动社会发展。史蒂夫教授个人偏向激进原则，因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中，颠覆性的变革往往带来突破。
道德风险是史蒂夫教授提到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尽管各国追求自身利益，但这一过程可能无意中对他国产生负面影响。治理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尽量减少风险，还要考虑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史蒂夫教授提出，治理风险有两种方式：预测性治理与应急性治理。预测性治理是通过分析可能的后果，调整行为以避免不良结果。应急性治理则假设最糟糕的情况会发生，并计划如何在此情况下依然获得利益。冷战期间，美国就进行了类似的“末日后”规划，网络技术的发明便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
应急性治理思想不仅有助于应对危机，还能促进创新。在面对无法避免的风险时，这种思维方式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带来意想不到的社会效益。因此，史蒂夫教授强调，我们应当从全局视角审视风险，并通过“末日思维”来激发更多的创新。
力于构建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全球共同安全格局
欧阳康 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
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学院二级教授
欧阳康教授提出，随着全球安全形势的变化，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的首要问题。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已经将安全问题提升为发展的前提。
当前全球安全面临三大挑战。首先是战争威胁的升级，尤其是局部战争的扩大、升级与外溢。由于战争的波及效应不断扩展，全球安全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区，而是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其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多极化的现象愈发明显，但这种多极化并不基于合理的社会经济文化体系，而是各国利益的交织与混乱，使全球一体化的目标日益难以实现。第三，大国博弈进入极度复杂的阶段。世界从二战的两极格局转变为冷战后的美国单极主导，而如今，美国的全球影响力逐渐下降，这种不确定性对全球各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特朗普的领导则更加加剧了全球的不稳定性，使世界面临更加无法预测和难以应对的局面。此外，科学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对全球安全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高科技在军事领域的运用日益增加，但其本应服务于人类文明进步和改善民生，而非用于战争。
在全球安全挑战中，有些是人类进步带来的正常风险，有些则是非正常的风险。例如，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安全观的碰撞带来的巨大冲突。国家间的安全观差异，尤其是美国的绝对安全观，对全球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面对这些挑战时，我们需努力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进程，通过联合国等国际机制，推进全球共同安全的建设。
大选之后的美国对华政策
周 琪 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
院长、教授
周琪教授指出，特朗普的当选为美国总统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他的对华政策也影响深远。回顾特朗普的政策遗产，周教授总结了几个关键点。首先，特朗普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安全挑战。其次，特朗普主张通过贸易战解决中美贸易问题，并采取实体清单限制对华的贸易与投资。特朗普还在国内释放了反华情绪，推动了对中国高科技的脱钩政策，并在南海、台湾等问题上采取了明确的立场。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的一些对华政策，继续加征关税，并加大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围堵。不同于特朗普，拜登更加强调价值观外交，倡导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联盟与伙伴关系。然而，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都是将中国视为全球唯一具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的强大国家。
关于美国政界对华政策的分歧，周琪教授提到，在2024年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中出现了不同派别的讨论：接触派、对话派和速胜派。速胜派主张通过强硬手段与中国展开竞争，甚至认为新冷战已经不可避免。周琪教授指出，尽管这种政策需要较高的国际成本，但它代表了美国国内一些强硬派的态度。
最后，周教授分析了特朗普如果再次当选后可能采取的对华政策。特朗普很可能继续推动高关税政策，并加强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限制，同时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虽然这一政策可能导致中美贸易关系的恶化，但对美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来说，这些措施具有战略意义。
周教授总结道，无论特朗普是否再次执政，他的对华政策将对全球安全和治理产生深远影响，对中美外交经贸关系也将带来重大挑战。
“大争之世”下的中国外交战略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金灿荣教授指出，当前世界局势复杂多变，习主席所指的世界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质上是指东方崛起、西方衰退，全球秩序发生深刻变化。
金灿荣教授回顾历史，指出过去500年，世界主要是西方主导的秩序。在中国古代，历史被视为“治乱交替”，当前世界正处于这种交替的阶段。西方在大航海时期通过地理发现，极大拓展了其领土和资源。西方的工业革命进一步加强了其全球主导地位，尤其是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突破，让西方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了巨大的竞争优势。金灿荣教授强调，西方的工业化让非西方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中国在近代遭遇了巨大的压制，直至19世纪的鸦片战争。
然而，金灿荣教授指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成功实现了工业化，并在全球制造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如今，中国的制造业总产值已占全球的35.6%，这一转变带动了周边地区，尤其是东盟和印度的崛起。
关于当前全球格局，金灿荣教授认为，西方的主导地位正在逐渐下滑，特别是美国和日本，世界正在进入“东升西降”的阶段。在此背景下，金灿荣教授认为，中国的外交战略应该聚焦三大重点：首先，做好国内经济，解决当前的经济挑战；其次，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第三，广交朋友，建立更广泛的国际朋友圈，推动全球治理的变革。
金灿荣教授总结道，面对当前的“无序”局势，虽然短期内全球秩序可能依然动荡，但中国应该坚定信心，积极应对挑战，推动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变革。
国际关系与权力竞争
托马斯·博格 耶鲁大学哲学系莱特内尔政治哲学
讲席教授
托马斯·博格教授在其演讲中深入分析了国际关系与权力竞争。首先他指出，国际秩序并非完全建立在规则之上。相反，许多国际秩序基于道德、谨慎或权宜之计，形成了一种动态的临时协议。各方在协议中的审慎态度通常由各自的权力、利益和潜在威胁决定。随着某方力量的增强，该方可能重新谈判并调整协议，从而使其更有利于自身利益。这种力量平衡可能会引发螺旋式上升的风险，导致强者越来越强，弱者越来越弱，从而使协议向强者利益倾斜，威胁弱者的生存。
托马斯·博格教授强调，面对这样的局势，国家行为者必须将自身安全和生存放在首位。虽然很多国家力图遵循自身的价值观，但在竞争的压力下，往往不得不违背这些价值观以保障国家利益。国际间的规则、法律条约及土地使用等超国家结构的决策，往往由富人和权贵所主导。各国争夺利益，试图将规则塑造为有利于自己的形式。
他进一步分析了地缘政治对汇率和国家行为的影响。汇率并非固定的，而是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影响，这些因素将影响各国的经济、军事和软实力。美国等国家在军事上的高投入，以及通过三权分立实施的利益博弈，可能加剧全球紧张局势。强者在军事上占优势时，暴力和冲突成为永远存在的风险。
最后，托马斯·博格教授指出，和平并非唾手可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加剧了冲突的升级。各国需在经济、军事和软实力之间作出权衡和资源分配，这将深刻影响未来的国际格局和国家间的紧张局势。
澳门特区与葡语国家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桥梁作用
叶桂平 澳门城市大学副校长、教授
叶桂平教授在其演讲中探讨了澳门特区与葡语国家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桥梁作用。叶桂平教授指出，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全球治理和国际安全的应对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全球安全倡议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倡导通过环境和经济的调整，重塑国际格局，以共赢思维应对安全挑战，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叶桂平教授进一步探讨了澳门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身处世界上9个葡语国家的组成部分，葡语国家如何在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框架下参与其中，是叶桂平教授持续关注的议题。澳门自1999年回归以来，已经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国家对澳门的发展极为重视，并明确将其定位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的商贸合作平台，多元文化交流的基地。
在经济合作方面，澳门已通过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等多边平台推动了区域经贸合作。国家授权澳门承担非政治多边经贸合作组织的秘书长职务，展示了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的关键作用。
在文化交流与安全合作方面，澳门利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积极与葡语国家合作，在打击跨国犯罪和反恐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澳门的这些贡献虽然看似微不足道，但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尤其是在搭建平台、信息传递和示范作用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叶桂平教授还特别提到，在全球网络安全领域，澳门通过中葡平台，推动了网络安全信息共享和人才培养，助力中葡国家形成共识，制定行动纲领。尽管澳门规模较小，但其在全球安全治理中所起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网络安全方面，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最后，叶桂平教授总结道，面对全球不确定性，澳门作为中葡平台的核心纽带，具备促进中西文化交汇及语言多样性的优势。未来，在国家支持下，澳门将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继续发挥桥梁作用，推动国际安全合作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贡献更多澳门的力量。澳门将在推动经济多元化的同时，继续与国家共同发展，支持国家的全球战略。
崔洪建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
崔洪建教授指出，近年来，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不仅影响各国的政策，还深刻影响着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当前，全球正在进入一个“安全困境”。因为缺乏信任和过度揣测，大国间的合作减少，并加剧了彼此的安全竞争。
在全球化背景下，安全困境的表现已经不再局限于大国博弈，还体现在经济活动中。一些国家将市场、能源、人才等经济因素政治化，影响了正常的国际合作。崔洪建教授特别提到，美国对中国实施的科技“孤立政策”和欧洲的“去风险化”策略，都是安全政治化的具体体现。
中国在全球安全困境中的角色日益重要。崔洪建教授认为，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全球安全格局。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其长期挑战。中国在俄乌冲突等问题上的立场，也使得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安全政策产生了更多的期待。崔洪建教授强调，中国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全球安全格局，而且中国在应对全球安全困境中的作用正在上升。
中国应对全球安全困境的策略十分明确。崔洪建教授指出，中国坚持大国关系的总体稳定，并通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经济与安全的双重发展。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旨在通过大国间的协调合作，减少冲突和安全竞争。崔洪建教授强调，中国将继续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平衡。
崔洪建教授总结，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角色日益重要，未来中国将通过创新思维和深化改革，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变革，为全球和平与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总经济师
全球安全与治理是当今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结合国际上最新的变化，尤其是美国大选，陈文玲总经济师探讨了全球经济秩序可能面临的冲击，特别是经济领域的影响。
过去十年间，全球经历了大国竞争加剧、疫情冲击、两场战争持续以及科技革命的爆发式增长。进入大变局的第二个十年，国际环境更为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特朗普回归、科技革命颠覆性变化、全球治理面临重大挑战。特朗普强势回归后，集司法、立法、执法三权于一体，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强势的总统。
特朗普政策可能引发全球五大颠覆性变化：
一是全球贸易体系将遭遇重大冲击。WTO停摆，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全球贸易秩序被打乱。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加剧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这可能影响中国对美出口，进而冲击全球经济。
二是全球货币体系将面临挑战。美国的债务危机日益加剧，美元的信用下降，去美元化进程加速。这一变化可能导致全球货币体系的动荡。
三是全球能源体系将经历深刻变化。特朗普将重回传统能源，退出巴黎协定，全球能源结构的转型将遭遇逆风。
四是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将发生变化。特朗普推动制造业回流，产业链将向美国集中。中国制造业面临更大挑战，全球产业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
五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也将面临重大挑战。WTO停摆，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受损，全球经济秩序将进行深刻调整。
张燕玲行长在演讲中指出，80年前建立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已经不再适应现代全球化的需求，国际治理体系的改革应当更加与时俱进，避免通过过时的手段维持现状，因为这将引发争端并影响全球和平。张燕玲行长强调，国际治理体系的改变应当符合客观性和合理性，在理性和合作的基础上，共同建设符合全球利益的治理机制，从而避免战争并确保人类文明的发展。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将继续维持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多元化，美元的霸权地位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张燕玲行长指出，美元的地位在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确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元与黄金的脱钩危机和去美元化趋势逐渐显现，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人民币逐步进入全球支付和储备货币体系。
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国际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民币的国际化并不是为了与美元对立，而是为了适应全球经济的发展需求。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和逐渐提高的份额，表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而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货币选择，减少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促进全球金融的稳定。
张燕玲行长强调，人民币的国际化仍面临挑战，尤其是人民币尚未完全可兑换，全球支付体系中的份额较小。但相信随着中国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人民币将继续扩展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角色。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全球金融稳定与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石，应通过改革使全球金融治理更加公平、包容、合理。
张燕玲行长最后指出，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是全球和平发展的基础，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将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与繁荣，确保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
亚历山大教授强调，当前世界正经历深刻的变革，理论框架未能及时跟上这些快速变化，尤其是在全球治理和全球安全领域。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日益增多，这就要求我们在地方和全球层面采取更有效的治理政策。
亚历山大教授指出，全球治理的复杂性依然是全球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全球化进程引发了不同国家对治理的不同理解，而全球治理的本质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在这个背景下，现实主义依然是理解当前世界局势的重要理论工具。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国际合作，是现实主义立场的一种体现，尤其在当前全球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亚历山大教授认为，全球化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既涉及现实主义的要素，也面临反现实主义的挑战。为了有效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并推进跨学科研究。然而，社会科学对全球化的研究存在偏差，全球化的本质是历史发展过程的自然产物，必须通过客观的数据和理论进行分析。
亚历山大教授进一步指出，全球治理的有效实施离不开政府和权力机构的支持。现实主义立场要求我们认清全球化的结构性变化，并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治理框架。全球文明倡议在这一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保护文化多样性，还推动国际社会达成共识，推动全球治理走向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全球治理不仅是政治领域的议题，更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涉及社会、环境等多个层面。要实现全球治理的目标，各国必须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推动全球文明的建设，确保人类在共同环境中和谐共生。
谭秀英教授指出，学术期刊在国家安全这一领域的任务包括：加强国家安全理论研究，期刊在理论构建中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培养国家安全专业人才，期刊通过发表学术文章推荐学者，为国家安全人才储备提供支持；推动国家安全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中英文期刊促进学术界的互动；以及普及国家安全知识，通过国家安全教育日等活动向公众普及安全知识。
期刊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可总结为六个方面：首先是理论支撑，期刊推动国家安全学科的理论创新，力求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其次，期刊促进学术交流，为学科建设和现代化做出贡献；第三是实践指导，通过总结国家安全实践经验，期刊为相关部门提供政策建议；第四是人才培养，期刊帮助推荐优秀学者，促进国家安全学术人才的成长；第五是知识传播与共享，期刊汇聚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促进学科间的知识交流；第六是决策支持与评估，期刊通过发布成果，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学术支持。
此外，期刊通过策划专题、举办国际会议等形式，推动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提升国际安全研究的影响力。期刊还在提升公众安全意识、普及国家安全知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总之，学术期刊在国家安全体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期刊将继续加强前瞻性研究，推动理论创新，提升学术深度，培养青年学者，为国家安全事业做出更多贡献。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4年又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关注共同安全。然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这一倡议反应冷淡，不承认共同安全的存在。客观上共同安全是存在的，而这些问题需要各国合作解决。中国特别关注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因为战争可能迅速波及中国及其他邻国。共同安全也可局限于邻国之间的安全问题，如美国和墨西哥的非法移民问题。那么，为什么美国的政客对其视而不见呢？
程同顺教授分析了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美国认为自己足够强大，其他国家的安全与自己无关。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使其对全球安全问题漠不关心。
其次，美国的政客认为其他国家的不安全反而增强了美国的安全。美国的军事优势和全球影响力使得其他国家的困境反而成为美国提高自身地位的机会。
再次，美国政客背后的利益集团，特别是军火商的影响。军事产业链与不稳定的国际局势相辅相成，其他国家的不安全问题迫使他们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这让军火商赚得盆满钵满。
最后，选举政治也是一大原因。如果选民不关心共同安全，政治家就不会在选举中提出这一议题。特朗普成功当选的一部分原因是他将中国作为外部敌人，转移了选民的注意力。
未来美国需要承认共同安全，并推动全球合作。共同安全面临诸多挑战，需要各国加强合作，特别是促进经济发展、保障民生，才能为实现共同安全奠定基础。
特朗普回归白宫，让全球特别是拉美国家感到紧张，他提名的国务卿人选，更是加剧了拉美的担忧。吴洪英教授表示，特朗普上台的第一任期已经给拉美国家带来许多挑战，移民、毒品、经济等领域的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美拉关系的紧张。
首先，特朗普对移民问题采取了强硬的态度，驱逐非法移民成为其政策的核心之一。到2024年，非法移民在美国人口中占有较大比重，特朗普计划继续修建隔离墙并加大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这一政策直接危害拉美国家的民生与安全。
其次，特朗普在毒品问题上也采取了严格的打击措施，承诺打击毒品走私并加强美墨边境的管理。然而，这种过于强硬的态度可能加剧美拉之间的对立。吴洪英教授指出，特朗普对毒品走私的强硬立场并未能有效遏制毒品问题，反而可能使拉美国家感受到更多的压力。
在经济问题上，特朗普推行的高关税政策直接影响了拉美国家的贸易环境。吴洪英教授提到，特朗普实施的高关税政策使得美国与拉美的贸易关系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在农业补贴方面，拉美农产品在美国市场上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
特朗普政府的环保政策与拉美地区的环保理念也有所冲突。拉美国家尤其是左派政党，强调环保和绿色发展，而特朗普政府则大力推动传统能源产业的发展，这种分歧进一步加剧了美拉关系的紧张。
总而言之，特朗普的新政府拉美政策对中拉合作带来了负面影响。美国的政策使得拉美地区的政治生态发生变化，拉美国家对华合作的态度也变得更加谨慎。吴洪英教授强调，特朗普的拉美政策不仅加剧了美拉关系的紧张，也间接影响了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合作态度和意愿。
赖先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电子政务研究中心）教授、
赖先进教授指出，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能力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国家治理能力是指国家通过其制度执行力来管理各类事务的能力，强调制度的合规性和针对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国家能力则更为广泛，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能力。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能力的区别在于，国家治理能力更注重制度执行力和问题的解决能力，而国家能力则没有明确的合规性要求，且往往被泛化为各类非特定能力。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13个显著优势，是国家治理体系韧性与治理能力的基础。这些优势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且帮助国家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挑战。赖先进教授强调，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不仅仅依赖于理论研究，更要通过实践和制度建设转化为具体的治理效能。
赖先进教授总结道，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国家治理能力的自主性和动态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国家治理能力不仅关系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也是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二者有机结合才能保障国家长远的发展。
楼春豪院长强调，中国在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方面，始终把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和全球文明三大倡议作为重要支撑。这三大倡议为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提供了明确的战略框架，并为全球安全与繁荣贡献了中国智慧。
首先，周边地区是推进三大倡议的首要区域。中国与周边国家紧密相连，经济利益交织，文化联系深厚，命运紧密相依。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将周边外交置于优先位置。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更为清晰的外交目标和战略，特别是通过与邻为善、安邻富邻的方针，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通过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合作，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实现了稳定与发展，逐步推动了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其次，周边地区也面临严峻的风险与挑战。中美博弈的加剧和地区热点问题的频发，增加了中国周边外交的复杂性。美国通过强化双边关系、三边合作等方式在中国周边构建了战略对抗态势。与此同时，周边一些国家的政局动荡、治理困境也给中国的外部环境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然而，这些挑战并未改变中国推动三大倡议的决心，反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最后，三大倡议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实践路径。全球发展倡议针对国家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强调合作共赢；全球安全倡议关注地区冲突和安全挑战，提供了中国式的解决方案；全球文明倡议则推动了不同文明的对话与合作，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共生。通过深化与周边国家在经济、文化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中国正在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为全球治理和地区安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经验。
中国推动三大倡议不仅是周边外交的核心内容，也为全球安全与发展作出了贡献。通过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合作，中国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安全与繁荣，也推动了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角色。
高宇宁教授分享的主题是“气候安全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近期，联合国第29届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召开，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重新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这一决定使得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
高宇宁教授指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候变化的升温趋势已经对生态环境、经济和产业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并改变了全球治理的格局。如果气候变化的趋势未得到有效遏制，未来将给全球安全带来重大挑战。气候变化在许多人口密集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北、拉丁美洲及中国南部，已经开始对农业产出和水资源造成明显冲击，可能引发粮食危机和气候贫困，甚至带来气候冲突。
高宇宁教授还强调，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不仅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还涉及复杂的多方共治体系。除了政府间机构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IPCC外，还包括多个非政府主体，如太平洋岛国、大型跨国公司等。这种复杂的治理模式在应对气候变化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高宇宁教授分析了当前气候治理中的核心冲突，尤其是全球北方与南方国家在排放责任上的不平衡。南方国家，尤其是中国，长期承担着全球价值链中的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导致这些国家的碳排放密集。与此同时，消费国，特别是北方国家，却承担着隐性碳排放责任。欧盟提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便体现了这种分歧，要求对发展中国家生产的碳排放密集型产品征税，忽视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然而，中国等南方国家也在逐步提升排放责任，并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高宇宁教授总结道，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关键在于明确各国的排放责任，并根据全球价值链和消费责任进行公平合理的分担。只有在全球达成共识，气候变化治理才能有效推进。
全球治理的地区向度：基于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构建模式的范式转型
杨成院长的分享聚焦于全球治理的地区向度，特别是基于中国与中亚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范式转型。在全球治理中，除了全球性问题外，地区性议题同样重要，并构成了全球治理的一部分。
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重新塑造了中亚地区的外交格局。中亚国家原本依赖俄罗斯的外交主导地位，但随着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地区外交逐渐转向更加均衡的多向外交。例如，中国与中亚五国的“C5+1”机制便成为了新的外交框架，这一转变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区政治调整。
从历史背景来看，2018年开始，中亚五国重启合作，逐步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虽然不再使用一体化一词，但“非正式合作”逐渐成为新的政治现实。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政治改革加速，民族复兴成为新的国家趋势。中国高度重视中亚，不仅因为其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还因其在经济合作和国内发展中起到的战略作用。
中国的外交战略明确提出：“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周边是舞台。”中亚虽小，但却是全球大国博弈的重要舞台。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合作，建立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三个层次。利益共同体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亚的国家战略对接；而责任共同体则超越了利益共享，强调共同责任；命运共同体则代表了双方合作的最高层次。
虽然目前中国与中亚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处于初期阶段。未来需要在战略共识和战略预期方面做出新的调整，保持战略耐心，并通过不断深化合作，推动命运共同体的落地，进一步支持地区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构建。
核战争威胁与共同安全
沃尔夫冈·霍夫科尔纳 奥地利全球可持续信息社会
研究所所长
沃尔夫冈·霍夫科尔纳所长分享了关于核战争威胁与共同安全的观点。在探讨全球安全的背景下，霍夫科尔纳所长提出了基于批判性社会系统理论的见解，认为人类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进化危机，必须通过全球合作来解决。
他解释道，进化系统理论可以用于描述任何自组织系统的演化，尤其是社会系统。社会的演化不仅依赖于生态和技术发展的变化，还需要全球合作，尤其是在全球治理中增强合作的主观能力。他认为，当前全球面临的多重危机，特别是核战争威胁，迫切需要建立全球共同安全架构，以应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挑战。
霍夫科尔纳所长指出，遏制核战争的威胁是当前全球面临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和平共处的前提是各国放弃核武器对抗，并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特别是随着乌克兰危机的升级，核战争的威胁比冷战时期更为严重。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威胁，尤其是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导致紧张局势加剧，核战争的风险日益增加。
他进一步阐述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共同安全架构中的重要角色，尤其是中国在推动全球多极化和建立公正、包容的全球秩序中的积极作用。中国不仅支持金砖国家的倡议，还致力于通过全球治理推动一个新的共同安全框架，确保所有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共享安全。
最后，霍夫科尔纳所长强调，全球共同安全不仅是为了保护全人类免受灭绝威胁，更是实现全球稳定与和平的唯一途径。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确保社会进化到更高水平，解决当前的安全危机，推动全球治理的目标。
吴巧生教授在本次演讲中提到，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的全球治理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军事以及地缘政治的重大议题。随着全球竞争格局的变化，尤其是新能源技术的发展，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的需求将大幅增加，预计未来20年，铜、铁等资源的需求将占据矿产资源需求的40%以上，成为全球经济和政治的重要变量。
吴巧生教授强调，南美洲的铜矿等资源对全球矿产资源供应至关重要，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和消费国，面临着巨大的资源安全风险。全球矿产资源的开采和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碳中和目标下资本的涡旋作用愈加明显。全球矿业正在经历由绿色低碳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变革机遇，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正在改变矿业产业链。
然而，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动，特别是民族主义的上升，导致资源价格波动和市场话语权的变化。吴巧生教授指出，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的治理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尤其是在新能源技术相关矿产资源领域，风险和制约因素发生了显著变化。
吴巧生教授进一步分析，全球资源治理已经进入竞争博弈与协调治理相结合的新阶段，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的治理不仅仅是产业链节点的协作，还是各方主体之间多维度、多向度的网络关系聚合。中国必须加大对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的战略调查、开发利用和综合回收等领域的研发投入，提升资源治理的能力和现代化水平。
在全球资源治理中，未来将更多关注与新能源技术密切相关的矿产资源，而非传统的能源安全。吴巧生教授最后指出，全球资源治理将从产业链的角度出发，打通各层次的障碍，通过制度协同实现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推动全球资源治理机制的创新。
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针稳步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走深走实
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全球形势变得愈加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工作的理论基础，强调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保障国家安全必须依靠人民，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
在十年来的实践中，中国成功应对了新冠疫情、大国博弈和周边不稳定等挑战，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和国际治理中的引领地位。
然而，全球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势力抬头，国际秩序面临严重挑战。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存在明显短板，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交织，网络安全、气候安全等新兴挑战不断增多。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首次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核心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议强调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重视各国合理的安全关切，推动通过对话解决争端，建设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
李鼎鑫参赞指出，全球安全倡议将中国人民的安全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安全紧密结合，体现了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方法论。推动全球安全倡议深入实施，首先需要坚持总体思维，准确把握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调整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其次，要坚持系统推进，分层次、分步骤推动国际安全合作，确保全球共同安全。
全球安全治理需统筹国内外局面，将发展与安全两大任务有机结合，确保我国在全球事务中的正确定位。
在当前中国外交政策中，对东盟的关系尤为重要。中国与马六甲之间的经贸往来占据着重要地位，而郑和的历史功绩常被提及。作为中国海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郑和七下西洋至马六甲的历史也成为两国合作的重要背景。
郑和七下西洋的史实早在古代就有记载，但长期以来存在关于郑和是否每次都到达马六甲的争议。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学者普遍认为郑和七次下西洋中有六次停留马六甲。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外事博物馆壁画以及中国领导人1994年访问马来西亚时的相关言论都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郑和下西洋对中马两国历史和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六甲作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在郑和航行后逐渐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节点。郑和对马六甲的影响不仅在于增强了该地区的国际地位，更在于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与经济交流。2023年中马领导人在北京会面时，也再次确认了郑和航行与马六甲的历史联系。
郑和的七下西洋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和马六甲的崛起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永乐皇帝的相关诏书未能流传下来，但郑和的航行已经为马六甲创造了历史机遇，并使其在国际航运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明朝的威望因此得到了空前高涨，对国际社会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今年是中马建交50周年，双方在多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日益加强。孙治国会长强调，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不仅是中国大航海史的一部分，更是全球史的重要篇章。为了深化两国关系，全球郑和国际合作组织正在积极推进郑和航行历史的研究与考证，进一步促进中马友好合作关系。通过这些努力，中马关系将在新的历史时期迎来更加繁荣的未来。
翟崑教授主要探讨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对全球安全倡议的示范意义。东盟通过多种安全合作平台，促进了亚太各国的安全对话与合作，逐渐形成了亚太地区共同安全治理机制。这一机制不仅有助于地区安全，也为全球安全倡议提供了示范。
翟崑教授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这一主题：首先，以东盟为中心的安全治理机制确立。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中小国家希望参与地区治理，而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排除了部分国家，未能实现共同治理。与此不同的是，东盟为中心的亚太安全架构成功打破了大国主导的局面，形成了包括中美对立方在内的新型安全网络。2008年东盟中心地位的确立，标志着该架构逐步发展并推动地区安全治理的合作机制建设。
其次，东盟共同安全治理的主要内容包括信息共享、区域安全认同的培育、区域安全问题的识别以及共同行动。在信息共享方面，东盟通过多层级的会议促进地区安全动态交流；在安全认同方面，东盟倡导尊重与支持区域国家的共同安全理念；在区域安全问题方面，东盟组织会议讨论重要议题，如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东盟还推动联合演习和救灾行动等。
最后，东盟架构下的共同安全治理对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提升中小国家在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减少大国主导的影响力，东盟架构促进了地区的共同治理和稳定。同时，东盟还巧妙地在大国之间保持平衡，避免过度偏向任何一方，确保了亚太地区的长期稳定。
罗 林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 院长、教授、
罗林教授首先指出，新型高校智库需具备服务国家大局的使命感，坚持“四个面向”和“四个服务”，为党和政府提供高质量决策咨询。区域国别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不仅丰富了高校智库的研究领域，也提升了其战略价值。该学科通过多学科视角深入分析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多维度问题，为政府提供针对性政策建议，助力国家外交与经济发展。他提到，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智库的发展需借鉴历史经验，加强实体化建设和跨学科融合。早期的研究机构为学科奠定了基础，而跨学科的合作则推动了新理论框架的形成。同时，人才培养是智库发展的核心，尤其是具备跨学科背景和国际化视野的人才，对于提升研究水平和政策建议的质量至关重要。
其次，罗林教授进一步指出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信息化传播以及精细化政策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高校智库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同时，利用新媒体平台增强传播力，深入调研各地区政策需求，提升政策建议的精准度和实效性。
最后，罗林教授强调，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智库在全球化背景下扮演着重要角色，既是学术前沿阵地，也是国家战略支撑。未来应深化理论与实践结合，提升国际视野，通过创新研究和精准政策建议，为全球共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助力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占据更有利地位。
虞崇胜研究员深入探讨了共同安全与全球治理中的文明冲突问题。他指出，文明冲突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必然产物，已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引发广泛讨论并存在偏见，但其提出的文明冲突方式变化及西方文明危机观察具有启发性。文明冲突不同于以往的战争与暴力，它要求我们以文明的方式去面对和解决。尽管文明冲突论带有西方中心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偏见，但我们必须正视文明冲突已成为现实，并努力寻找将其转化为文明交流、互鉴、共存与发展动力的途径。
虞崇胜研究员强调，“铸剑为犁”的雕塑寓意着人类对和平的渴望，消除战争威胁的根本在于消除制造战争的物质基础，并倡导世界和平的心理条件。面对文明冲突，应通过文明竞合来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竞争是全球化时代文明发展的动力，它促使不同文明相互比较、吸纳与促进。文明内卷现象则说明消极自守无法使文明升级，反而加剧冲突。因此，积极应对文明冲突挑战，通过竞争实现合作，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最佳途径。他认为，文明竞合需遵循法治与公正原则，确保竞争有序、合作共赢。这一过程中，不同文明的差异和特色不仅不会被消灭，反而会在相互尊重与理解中更加彰显，实现和而不同的理想状态，推动人类社会向更加和谐、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在多样性中寻求和谐——多极世界中的多元文化对话哲学
爱德华·德蒙夏洛克 美国瓦利堡州立大学教授
夏洛克教授首先强调了安全的重要性，涵盖经济、生态和军事等多个层面，并指出全球治理是实现共同安全的关键机制。通过回顾历史，他阐述了从威斯特法尼亚条约到康德共同安全概念的发展，以及联合国成立背后的和平愿景。夏洛克教授批评了当前全球治理中的失败，如可持续发展目标未达预期、经济两极分化加剧、技术被用于破坏而非建设，以及生态危机和核威胁等。他强调，现代文明的技术进步虽大，却常被用于野蛮目的，这对人类未来构成严重威胁。他通过回顾哲学思想对和平的追求，探讨如何从潜在灾难走向共同安全。他指出，冷战的结束为和平建设提供了历史机遇，但遗憾的是，这一机遇并未被充分利用，单边主义和霸权政治反而加剧了全球不安全。夏洛克教授特别提到俄罗斯的和平倡议，强调人类生存高于一切特殊利益或意识形态差异。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和全球霸权追求无法带来真正的安全。相反，真正的安全只能是多边、集体和共同的，需要所有国家的合作与努力。
夏洛克教授肯定了中国哲学中的“和”概念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强调和谐共处、以理服人的重要性。他认为，“和”的理念不仅与当前世界实际情况高度相关，还能为国际哲学思考和跨文化交际提供有力支持。夏洛克教授呼吁哲学家们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实现每个人的和平安全与全世界的繁荣。
社会转型背景下国家安全层级结构
杨述明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在探讨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国家安全层级结构问题时，杨述明研究员强调了共同治理与全球安全的重要性，并提出国家安全应建立在各国安全基础之上，而非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他将国家安全分为三个层级：存续、安定与发展。
第一，存续层级关注国家的基本生存问题，如国土、粮食、人口等，这些不仅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人类共同安全的基石。特别指出粮食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14亿人口大国尤为重要，粮食安全是战略问题，需高度重视。同时，淡水、生物安全等也是不可忽视的存续要素。
第二，安定层级则聚焦于秩序问题，包括主权、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在智能社会背景下，数据成为关键元素，其安全问题可能影响到国家乃至人类的安全。数据安全不仅是隐私问题，更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共同安全的核心问题。
第三，发展层级则关注如何促进进步，包括科技创新、自然资源、产业体系等。以新基建为例，杨述明研究员阐述了数字基础设施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并以银河号事件、微软蓝屏事件等案例说明了自主可控的数字基础设施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也指出了星链计划等未来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其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
在国家安全观上，他认为，应从层级角度划分，以便在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方面做到轻重缓急、统筹兼顾。同时，应警惕问题导向导致的对国家安全基石问题的忽略，如粮食、淡水、人口等问题。
孙友晋主任深入剖析了美国外交传统的核心、特色及流派，并以此为视角解读了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根源与可能走向。美国外交传统以“天定命运”为核心，秉持实用主义特色。这一传统源于其建国初期的历史背景，认为美国有上帝赋予的使命，需向世界传播民主与价值观。实用主义则体现在其外交决策中，以眼前利益为重，灵活应对国际局势。
美国外交传统可分为威尔逊、汉密尔顿、杰斐逊和杰克逊四个流派，分别代表国际主义、重商主义、孤立主义（含宪政与竞争主义）和军事实力至上的观点。孙友晋主任认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被视为杰克逊式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强调美国优先和实用主义。其强势归来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民主党的失误及民粹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孙主任预测，特朗普在俄罗斯和朝鲜问题上可能寻求缓和，但在台海问题上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和风险。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强调国内降税、国际关税和制造业回流，但可能导致美国通胀加剧。若经济政策失效，其团队可能采取甩锅策略，甚至污名化他国，这也反映了特朗普外交政策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挑战，孙主任认为，中国应坚持对美关系四个不变的原则，致力于实现中美关系平稳过渡。同时，要警惕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极端倾向和实用主义策略，维护国家利益和地区稳定。
郭延军院长在当前国际秩序变革的背景下，聚焦于东亚地区的安全发展，强调中国在伙伴化进程中的引领作用，以及这一进程对东亚地区安全发展的积极影响。
郭院长表明，当前国际秩序变革呈现大国竞争态势，其中联盟化、阵营化、伙伴化是三大主要进程。联盟化主要由美国推动，通过制度性安排如“12345架构”和印太战略，强化双边同盟并趋向多边化，可能引发对亚洲小北约的担忧。此进程强化等级制国际秩序，维护美国霸权地位。阵营化目前尚未形成实质，但存在相关话语建构，与联盟化紧密相关，可能导致国际秩序割裂，是应积极避免的情况。伙伴化进程由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倡导，旨在构建网络化、扁平化结构，实现非等级制国际秩序。这一进程在安全和发展方面体现重要作用，特别是结合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开放、全球、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体现共同价值、问题意识、系统思维和世界情怀。
郭院长认为，中国的伙伴关系对周边及美国产生重要影响。中国通过构建伙伴关系网络，影响周边国家在安全和经济上的选择，使二元悖论逐渐模糊。同时，美国也在向中国学习，采取竞争性跟随策略，在制度构建、规范层面和议题设置上跟随中国，以降低制衡中国的成本。中国的伙伴关系不仅影响周边国家，也引导美国在中国周边的行为方式。然而，美国的伙伴关系更多是权益性的，服务于其联盟体系。相比之下，中国的伙伴关系体现理念引领作用，追求共同价值和共同进步，与共进国际法的理念相契合，为东亚地区的安全和发展创造更多可能性。
全球安全倡议是在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提出的，旨在应对当前地缘政治冲突、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加剧的背景。王建华教授认为，倡议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对全球安全问题的深刻理解和积极贡献。
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内容是“六个坚持”，包括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统筹维护传统与非传统领域安全，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以及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这六个坚持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安全理念，又在新时代进行了创新发展。全球安全倡议具体细化为二十点，涵盖联合国与国际安全机制的强化、大国关系与地区稳定、非传统安全与新兴领域治理等多个主题。其中，强化联合国在国际安全方面的统领和机制性作用，推动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以及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与治理是重点。
王建华教授认为，在实现机制方面，全球化视角下应强化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合作，发挥联合国的核心作用，推动全球议题的落实和实施。同时，从区域性视角出发，深化区域安全合作与对话，通过对话协商增进地区国家间互信，维护地缘政治的稳定。此外，跨国问题的应对也是全球安全倡议实现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打击跨国犯罪、非法移民、走私等问题。双边与多边合作在推动具体项目的实施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如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安全合作、参与多边对话、联合军演、反恐演练等。
阿尔格罗菲·托马会长强调了全球安全的复杂性和中国在全球安全中的角色。首先，托马会长指出全球安全形势的复杂性。当前世界上有60多个冲突正在进行，这些冲突不仅涉及国家间的权力斗争，还超越了国家层面和转型期，呈现出混合性和难以预测性。因此，讨论全球安全必须意识到这一复杂背景。
托马强调中国治理和孔子思想的重要性。托马会长认为，孔子的“和”理念不仅对中国思想有重要影响，更在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理念与全球安全倡议中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相呼应。全球安全需要各国共同讨论和合作。国家间需要相互考虑利益、进行自我保护的同时，也要关注他国的安全。此外，托马会长高度赞扬了中国在全球安全方面的贡献。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这些是中国向前发展的重要推力，也是全球安全的重要支撑。托马会长特别提到了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和平倡议，表示非洲是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期待与中国在共同安全方面进行深入合作。
托马会长以摩洛哥和非洲的实例，呼吁中国成为解决地区冲突的一部分。中国在非洲的和平倡议和安全倡议非常有价值，可以帮助解决地区冲突，促进非洲的繁荣与发展。
多里斯·佛格研究员从欧盟视角出发，探讨了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SDP）面临的挑战，并基于其实地考察经验提供了观察分析。佛格强调，尽管欧盟拥有众多工具和机制来推进共同安全与防御，但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个主要挑战是任务授权的不明确性。这些任务通常呈现出两种极端特性：一是其目标设定过于宏大，难以实现预期成效；二是其框架设计过于狭隘，难以灵活适应复杂多变的实际情况，限制了任务的有效执行。此外，东道国政治意愿的缺乏也限制了特派团行动的全面性和有效性。第二个挑战是特派团之间的工作缺乏协调。由于本地保护主义和竞赛思维的存在，特派团之间难以形成合力，甚至相互掣肘。第三个挑战是人员流动率过高。专业人员的频繁更换严重影响了特派团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第四个挑战是语言技能的缺乏。不具备当地语言能力的翻译会极大地限制特派团与当地民众的沟通和理解。最后一个挑战是跨文化交际的障碍。由于缺乏对当地文化和具体情境的深入理解，特派团在制定行动方案时往往难以精准对接当地实际需求，甚至在某些情形下会采取与实际情况脱节的行动策略。
佛格研究员认为，这些挑战不仅影响了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有效实施，也对全球安全治理构成了挑战。各方应加强协调与合作，明确任务授权，提高人员稳定性，加强语言培训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以更好地应对全球安全挑战。
舒绍福教授深入探讨了数字全景敞视主义及其治理问题。数字全景敞视主义源于福柯的理论，强调在数字化时代，个体行为被全面监视和记录，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机制。这种监视不仅无处不在，而且超越了物理空间的限制，延伸至虚拟空间，实现了对个体的全方位、全过程监控。舒教授进一步表明，数字资本已成为当代最闪耀的权力形式，通过收集和分析用户行为数据，形成了独立于个体行动者的力量，不仅能引导消费行为，还能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产生直接影响。这种数字权力的集中，催生了数字利维坦——即拥有巨大数字权力的大公司，它们通过占有用户数据，形成了超绝的数字优势，甚至开始挑战传统以国家政府为中心的权利结构。
面对这一现状，舒绍福教授提出了治理数字全景敞视主义的几个关键突破点。首先，应处理好数字公权与数字私权的关系，确保国家在数字空间中的公权力，同时保护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其次，要平衡数字发展与数字安全的关系，既要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又要确保数据安全可控。此外，还需完善数据安全与治理体系，增强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在国际层面，应处理好数字主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主权国家应掌控自数权，同时创建多元共生的新秩序，构建数字空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数字殖民地国家，其他国家应共同帮助，提升其数据控制能力，防范数据霸权。
舒绍福教授强调，在数字时代，我们既要重视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和集体价值，也要警惕数字集权和数字囚笼对个体主体性的消解和奴役。
格拉茨——当代多极世界秩序转型下的奥地利永久中立与和平城市
安德里亚斯·尼采区长深入探讨了奥地利的中立立场及其历史根源。在当前全球政治格局下，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正逐渐衰落，而奥地利作为欧洲仅存的中立国家之一，其中立性在冷战期间及之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奥地利的中立不仅得到本国民众的广泛支持，也体现了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尼采区长强调，奥地利的中立立场源于其历史身份和外交传统。自17世纪以来，奥地利就通过联姻等方式进行外交，避免战争，追求和平。一战后，奥地利通过莫斯科宣言等国际协议，确立了其战后身份和独立国家地位。同时，奥地利共产党在抵抗德国法西斯占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奥地利的中立立场提供了政治基础。安德里亚斯·尼采区长提到，奥地利的中立不仅体现在外交政策上，也贯穿于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中。例如，格拉茨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财政稳健、社会公平和公共服务改善等多方面的成就，体现了和平、平等和互相尊重的价值观。尼采区长还指出，奥地利的中立立场在多极世界中具有重要意义。奥地利总理与俄罗斯等国家的会面，以及民众对中立立场的支持，都展示了奥地利在地区和全球和平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奥地利也愿意在全球南方和共同安全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俄罗斯和西方世界之间的斡旋贡献力量。
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发展环境，指出国家安全形势的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调整以及大数据时代的变革挑战，都为学科发展带来了挑战与机遇。同时，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法、国家情报法的提出和实施，为国家安全情报学的研究提供了根本指南。国家安全情报学是一个综合性学科，涉及情报的收集、组织、分析、管理、传播和应用等多个方面，并指出情报分析是核心，融合东西方学说方法和智慧。
国家安全情报学科面临学科设置关系未理清、缺失独立严谨的学科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理论创新和适应性调整动力不足等困境。要坚持情报基础理论研究，探索国家安全情报元理论，并建立国家安全情报学理论框架。同时，要构建国家安全情报学自主学科知识体系，涵盖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情报工作。此外，还要形成国家安全军事民用情报学相融合的深度发展格局，推动学科建设。
王琳教授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国家安全情报学理论发展提供了方向和思路。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坚持基于总体安全观开展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探索国家安全情报学元理论，形成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安全实践。
席来旺教授首先强调了大国博弈与全球安全的紧密联系。大国关系历来是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大国间的安全关系更是其中的核心。当前大国协调与合作存在诸多不顺畅之处，导致国际安全秩序重构面临严峻挑战。地缘政治因素、大国竞争加剧、中东危机与俄乌冲突等全球安全危机，以及核战争威胁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等新挑战，都使得全球安全治理亟待摆脱旧思维，寻求新出路。
研究大国关系需要创新，应构建自主的理论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以更深入地阐述大国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同时，大国概念应超越传统的强国意义，不仅要关注传统列强，还要重视新生和带有积极因素的力量，如中国、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共同安全问题上存在视而不见或不愿合作的情况，这加剧了国际安全秩序的失序。虽然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某些时刻也意识到共同安全的重要性，但在新形势下，冷战思维回潮、大国竞争战略加剧等问题使得它们往往不愿意真正投入到共同安全治理中。
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大国应团结协作，共同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确定性，提供正能量。特别是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大国，更应肩负起这一责任。此外，席来旺教授还强调了团结协作的重要性，并表达了对未来大国关系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