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原副书记、哲学研究所所长欧阳康教授的新著《中国道路——思想前提、价值意蕴与方法论反思》（以下简称《中国道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3月正式出版。该著作是2008年教育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理论研究重大委托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的成果。

在近代以来的170多年里，中华民族成功走出了一条“救亡图存——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发展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令世界瞩目；这条道路在广泛借鉴了人类文明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又充分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价值。因此人们习惯将其称为“中国道路”。当国外学者广泛关注“中国模式”而深入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的时候，一部分中国学者也自觉地对中国发展道路进行了系统总结和理性反思。《中国道路》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该著作分为上、下两编。其中上编回顾了“中国道路”的探索历程、探索“中国道路”所面临的外部境遇、“中国道路”所要解决的内在矛盾、“中国道路”的目标及结构特征等；下编着重分析了“中国道路”生成过程中资以借鉴的各种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传统文化等；在最后一章评价了“中国道路”的价值意蕴，并准确定位了“中国道路”的未来走向。综观全书，有如下几大亮点：

第一，揭示了“中国道路”生成的时代境遇。“中国道路”的生成，是对世界局势变化所带来的种种机遇和挑战的应对。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趋势，中国再也不能“自绝于外”，必须融入世界文明大潮；政治多极化发展，“一超多极”的趋势，给中国的国际定位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冲击；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给中国所带来的压力；高新科学技术从根本上影响着中国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在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与民族文化之间的频繁交流与激烈碰撞潮流中，要求我们既要积极融入人类文明的大潮又要保持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日益凸显，但意识形态的冲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方式在继续和发展。这些都是“中国道路”探索过程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第二，揭示了“中国道路”所要解答的内在矛盾和困惑。“中国道路”的生成，也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困惑的解答。在政治上，是民主多一些好还是集中多一些好？在经济上，是国家调控多一些好还是市场调节多一些好？在文化化上，如何处理好主流意识形态与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发展领域，是应该追求效率还是应该追求公平？在生态发展方面，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些矛盾和困惑，伴随着“中国道路”探索的全过程。

第三，反思并超越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之后的制度选择，也是人类社会的光明前途。然而在较长时期内，我们却陷入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致使中国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例如，我们曾以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早已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解决，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照图施工，因此一旦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遇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往往不是从实践出发去努力发展理论，而是用理论来裁减现实；我们曾以为全球的社会主义都应当也只能有一种模式，因此一旦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发展的具体道路与方式方面发生了差异和区别，就产生了正宗社会主义与修正社会主义之争，以致不同社会主义模式之间的论争有时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论争还要尖锐和激烈；我们曾以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水火不容、决然对立的两种社会，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较高阶段，其中有许多是属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包括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东西，而是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东西全部看作是资本主义属性的坏东西而加以拒斥，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脱离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中国道路”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上述误解的认识和超越。

第四，揭示了“中国道路”的结构特征——“一元主导与多样共存”。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社会的特征，即社会主义因素和各种非社会主义因素同时存在。其中，为保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因素一元化领导；为了保持竞争或社会活力，必须坚持非社会主义因素多样化共存。例如，在国家结构制度上，以单一制为主导，但又含有某些复合制因素；在政党制度上，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与之合作共存；在基本经济制度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思想文化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多元共存。

第五，指明了“中国道路”的价值意蕴——在价值多元化背景下建构核心价值体系。当前中国正处于将多种价值因素有机整合并构建主流价值和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时期，这就要求我们要视以复杂性的思维来看待复杂的价值现实和价值观念，在多重线索汇聚和多元变化整合的动态过程中更好厘清价值体系建构中的各种复杂问题，处理好各种价值要素之间的关系，以系统性思维更好谋划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在批判与建设的统一中构建起健康合理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同时，要求马克思主义也要学习和应用复杂性的思维与方法，科学面对和有效解读当代世界和中国极为复杂的价值世界，从而发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中国指导功能。

第六，定位了“中国道路”的未来走向——在激荡疾变的世界格局中提升“中国自觉”。首先，自觉守护“中国利益”与合理履行“中国责任”。中国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却是世界最低下的国家之一。中国对于世界的责任应当也只能作为发展中国家来定位才是合理的和可行的，积极履责，量力而行。其次，自觉探寻“中国道路”与清醒回应“中国期盼”。与当前西方世界仍然深陷严峻经济危机相比，中国经济的较快回升与复苏情况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于是当前国际学界对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充满了好感和赞誉之辞，提出所谓“北京共识”，宣传“中国模式”，甚至出现了“中美共治”等说法，表达了对于中国道路的复杂期盼。处于世界焦点之中的中国应当对自己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保持高度清醒的头脑，低调奋进，重在建设创新。再次，自觉化解“中国难题”与恰当彰显“中国信心”。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也积累和产生了诸多难题，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难题体系。“中国自觉”就是要冷静反思和审慎化解这些矛盾和难题，在理论上、制度上、道路上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