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慧：欧阳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采访。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您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否谈一谈怎样更好地认识百年党史，真正读懂中共百年党史呢？

欧阳康：非常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这一段时间，我不断被邀请参加学术会议和党史教育宣讲，就这一问题有过认真的学习和深入思考。我认为，要更好地认识百年党史，首先要掌握的就是哲学方法论，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从哲学方法论的新高度来更好地认识历史与现实问题，深度思考不同视域中的中国共产党百年伟业。

首先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党史观。我们需要有一种正确的党史观。什么是正确的党史观？根本的是要依托真实的党的历史，同时要读懂我们党在不同时期面临的各种挑战、困难和问题，读懂中国共产党人如何针对这些问题而去不断客观地、有效地、科学地、合理地探索解决途径，并且创造了我们今天的成就。我们如何来衡量一个政党，我认为主要有三个视角：一是人类、国家、民族为什么需要政党？中共党史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近现代史，这是中华民族近现代政治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为什么民众需要政治组织，而且需要有政治领袖在群体中发挥引领和组织作用？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面临着很多非常严峻复杂的困难和问题。人的社会性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加以组织和记载，而且能够加以引领。所以，我们衡量一个政党首先应该看它在一个民族、在一个国家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个问题也就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起来了。二是如何在对不同政党的比较中看出一个政党的品质。世界上有很多的政党，其中有不同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并且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来践行着马克思主义。那么如何在不同国家的共产党之间，在共产党与资本主义政党、甚至还有其他带宗教色彩的政党、以及有民族文化色彩的政党之间进行比较，这就需要找到进行比较的恰当参照系。通过多种视角的比较才能更好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三是各个政党本身面临一些什么样的历史问题，不同政党又是如何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走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归根到底，就是要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此而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为此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建党道路。我想这三个方面至少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视角来看一个政党所产生的影响。

董慧：的确，哲学方法论对于我们学习党史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这样一种方法论是否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的“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呢？

欧阳康：是的，在正确的党史观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习近平谈到的“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首先，“明理”是多方面的，比如我们理解党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少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社会主义的“理”，为什么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为什么由传统走到了现代？怎么从统一模式走到了中国特色？再比如现代化的“理”，为什么西方有这么多的模式，后来还有苏联模式、东欧模式，包括东亚模式等，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三是这里还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转型的一系列问题。所以需要多方位的解读才能真正读懂明白这个“理”。

其次，关于“增信”的问题。信任、信念和信心实际上是在应对复杂的情况中产生的。面对复杂的国情世情，近代以来的很多思想家也都在探索现代化的问题，但只有中国共产党解决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如何一步步实现富强的复杂问题。正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群体，能够真正认清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把中国人民的这样一种信任、信念和信心建立在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基础之上，建立在对国内形势的有效掌控之上，从而使得我们的信任、信念和信心更加坚实。

再次，关于“崇德”的问题。党的历史上有无数革命先辈志士仁人浴血奋战，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理想而奋斗，不仅传承了而且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立德、立功、立言”，展示了“上善若水”之大德，也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教育指引我们把人生价值与党的、民族的、人民的、国家的事业联系起来，真正找到我们奋斗的目标，以实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最后是“力行”的问题。本次党史学习教育不是一次单纯的理论学习，而是重在通过学党史，深入悟思想，切实办实事，有效开新局，开“十四五”的新局面和面向2035年的新局。在这方面，不同的行业、地区、单位有不同的职责和使命，都可以去深入地研究、探索和创新。对于我们国家治理研究院来说，就是做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当然也还包括我作为一个哲学学院的教师要做好科研，教书育人，培养学生，服务社会，促使大家共同成长。

董慧：我们关注到您在近期的一系列讲座和会议上将多维视域纳入对中共百年伟业的阐释中，比如世界社会主义视域、民族复兴视域、民族共同体视域、现代化视域、治国理政视域、政治智慧视域等。那么，您又是出于何种考虑从不同的视域来谈中共百年伟业的呢？

欧阳康：中国共产党走过辉煌的一百年，也是艰难的一百年，是奋斗的一百年，也是不断走向成功的一百年。这一过程中包含着很多的领域、方面和层次，需要从多维角度来考察，才能够真正学懂弄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谋求伟大复兴，是一个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过程。从不同的视域和角度可以看到其中不同的方面、不同的侧面、不同的重点，进而得出不同的经验，当然也包含着对历史教训的总结。

就社会认识论领域而言，中共百年伟业真的是我们研究社会问题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而且对中共百年伟业的多维解读，也恰恰是社会认识论的理论与实践旨趣所在。社会认识论倡导的就是要研究与认识社会，那么不同的社会有很多的现象，有很多的时段，有很多的政党，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从不同维度、不同视域、不同阶段来研究中共百年伟业，其实就是给我们确定了社会认识论的一个非常清晰的明确的对象。而且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是一个客观的历程，它本身已经是一个本体论的存在了。它的存在已经有了它的现实内容，比如说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甚至我们组织的发展。我们从最开始50多个党员，发展到现在9 000多万多党员，这些发展都已经构成了一个实体性的存在。但是对实体性的存在，如何进行真正的解读，需要社会人士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深入细致研究。如何去更好地全面地解读，则需要多维的方法，这也正是社会认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势。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经历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建构过程。这两个过程的互动与统一，构成了现实的社会运行，而且深刻地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民族的变化中、人民的解放中。所以，从社会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从不同维度对中共百年伟业进行阐释，非常鲜明地表明了社会认识论研究的特点，可以区别于去认识其他的自然现象，它与自然科学研究有着显著的区别。因此，中共百年伟业的多维思考，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对社会认识论的理论与方法的自觉运用。这也告诉我们，研究党史是可以并且应该自觉地运用社会认识论的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运用社会认识论的理论和方法，一方面可以使我们的社会认识论更好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拓展和升华我们的社会认识论的研究。通过这种多维的研究，我们也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重要的思想、理论原则，指导方法等。甚至我们可以运用大数据的方式、通过统计的方式来认识中国社会发展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比如说国民经济的发展，GDP的增长，中国的GDP增长和国家间关系的变化，中国发展与国际形势关系的变化，中国与世界关系如何在力量对比的变化中走到了今天，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社会认识应该关注也可以有所探索和创新的。可以说，面对着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的、具体的、而且充满着变化的复杂社会对象，自觉运用社会认识论的理论、思想和方法对于我们更好地开展社会认识，深化对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认识，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董慧：您的讲述，确实展现了中共百年伟业多维思考与社会认识论之间的深层关联。那么我们如何在尊重历史、尊重现状的基础之上，更好地走向未来呢？

欧阳康：这实际上还是涉及具体的方法论，社会认识论的方法论。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和每一个人都应该真正永远自觉地带着这三种方法论意识，即历史意识、时代意识和自我意识，更好地提升自己的思想自觉。即是说，在我看来，要真正读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伟业，必须自觉强化以下三种意识。第一种是深厚的历史意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中国人民的百年奋斗史和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史。对这一段历史需要放到世界近代史、世界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史、马克思主义产生和演进的历史，甚至社会主义发展史中进行考察，才能真正读懂。甚至我们还应看到，中共百年历史既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和人类文明进步历史的传承，也是其前所未有的创新。只有站在大历史观的高度，才能真正看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第二种是强烈的时代意识，即国际比较的意识。中国的文明发展包含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我们由曾经领先于人类文明，到滞后于人类文明，再经过很长时间的追赶，最近站在了如习近平所说的可以与别的国家“平视”的位置。中美之间的博弈，有点像是中国共产党的“成人礼”，或者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成人礼”。我们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终于可以站起来以一个“成人”即成熟的甚至伟大的独立自主的民族的身份与像美国这样的世界最发达国家对话，而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居高临下和颐指气使。正如在中美高层的阿拉斯加对话中，杨洁篪先生所说的这段话，“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与中国打交道，就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其实他们是在告诉这个世界，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站立了起来。今天的时代给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三种是要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我学习研究哲学，哲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的自我认识。自我认识的程度和水平标示着人的成熟程度。一个成熟的民族和政党也需要高度清晰的自我认识。中国共产党人走到今天实属不易，做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应当与这个党一道承载什么样的使命，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境界？这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也是本次党史学习教育的根本。我的党龄不算太长，去年正好是40年。我这几十年的生命、生活和工作历程大部分是和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么多年来我也一直参与各种各样的学习和宣讲，要求我先学一步，学深一点，讲清一些。坦率地讲，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中，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在不断地努力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改造世界和改造自我，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困惑，但我们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也就不断地创造出了许多人间奇迹。要不断地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和不断地推进伟大的自我革命，前提是不断提升对世界的科学认识和不断推进自我认识。面对中共百年伟业，我们需要更加客观地看待和认识自我，才能更好地保持清醒和自觉，更好地把握历史规律和时代机遇，更好地自我定位与规划，更好地走向未来。

董慧：您所讲到的哲学、方法论、社会认识论对我们思考自身以及如何走好中国道路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那么您是否可以再进一步谈谈中国共产党百年伟业与中国道路之间深层次的关联呢？

欧阳康：好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习近平所讲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什么叫“全新选择”？有哪些“中国智慧”？是哪些“中国方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发展道路，为什么要选择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是如何走出来的？中国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有哪些共性？又有哪些特殊性和独特性的探索？中国道路为什么具有世界意义？这都是需要我们努力探索、总结和回答的。

首先，要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它的思想根源、理论前提、历史前提和实践基础。这些都是必须要搞清楚的问题，否则永远说不清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们必须回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演进。习近平在解读人类文明史时，曾经谈到社会主义500年历史，并认为其大体经历了六个阶段，包括从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然后到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再到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的社会主义。这里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头。那么，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发展来看，需要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转变为科学的时候，提出了什么样的设想。我以为当时至少有三个设想：第一个设想是社会主义在哪里发生？应当在具有最发达的生产力的国家，具有最强大的无产阶级，具有成熟的社会制度。只有具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国家体系，一旦把它打破了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第二个设想是如何来实现？一定是要走一条暴力革命的道路来夺取政权，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领导欧洲革命的用心；第三个设想是社会主义能否在一个国家建成？他们实际上认为社会主义不太可能在一个国家胜利，必须是一批国家同时胜利。这三点是当时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基本观点，我们今天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也无法脱离这三个基本的条件和语境。

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角度来看，我们有两个案例，一个是失败的，一个是成功的。第一个案例指的是巴黎公社，当时欧洲革命的最高成就是建立了巴黎公社，建立了第一个城市级而不是国家级的无产阶级政权，很遗憾它只存在了72天。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革命陷入低潮，表明发达国家搞革命很困难。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抛弃暴力革命，要走“和平过渡”的道路。第二个案例是成功案例，指的是俄国十月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三个设想的一种超越。当时俄国是农奴制半农奴制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国家，而且它的阶级基础、社会基础很复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不是多国胜利，而是一国胜利。这就是为什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无疑对世界文明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它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中国的实践中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面临着思想纷争和实践挑战。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是历史的呼唤，是一批先进思想家的自觉探索和共同创造，具有特殊的历史必然性，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时代的造就。马克思主义借助俄国革命传入中国，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开天辟地“辟”在哪里？首先是如何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开辟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党的幼年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两种最大的内部挑战，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后来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并在此前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但南昌起义失败了，后来的广州起义也失败了，这表明俄国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力革命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逐步接受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经过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经过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把社会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解放、人民解放内在的结合起来，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的旧中国变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展示出特殊的思想智慧和实践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要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还要处置由“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重要转化，这是非常艰难的历史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此做出了极其艰辛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独立自主地初步探索了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事实向世界宣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新时期，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先导，以改革开放创新为动力，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我们并没有抛弃社会主义，而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开头我们也不太清楚，邓小平同志一番话点醒了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全力加速现代化进程，但没有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让中国行进在了全新的变革与创造道路上。从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到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到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我们可以梳理出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做出的太多的思想创新和理论创新。其最根本的是把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现实实践之上内在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现代化的历史上和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都没有过的，从而具有巨大的创新性和生机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这种制度优势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之时，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展新冠疫情阻击战中发挥出极为强大的治理效能。

中国道路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中得以探索和开拓的，并在中国创造的“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这两个世所罕见的奇迹中得到了表现和证明。由于中国道路所解决的问题也是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问题，由此中国道路有可能为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思想借鉴、方法论启示，成为它们的新的选择。

董慧：确实，一个大党一个大国，要找到一条成功的道路并不容易。就如同习近平反复强调的，我们不是敲锣打鼓一路顺风走来，整个历程非常艰难。习近平明确提出“六个重点”，其中首先就是要懂得我们的今天来之不易。那么您认为，中国共产党百年伟业的核心和精髓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欧阳康：这个问题也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伟业来之不易，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伴随着中国人民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伴随着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的建设，还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的建设道路。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百年伟业的成功，在于实现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最现实、最基础、最实惠也最根本的三个核心问题。第一，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宣布消除了绝对贫困。这是一条根本的底线，而这一条底线是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努力，尤其是过去八年多的努力，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实现的。第二，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脱贫是底线，小康是平均，这个平均水平的小康，可谓来之不易。我们要意识到这不是一般意义上和一部分人的小康，而是14亿多人的小康。14亿多人全面和全部地走进了小康社会。第三，我们在努力走向共同富裕，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立足于这样一个高端的基点走向未来，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可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里尤为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伟业，中国人民全体脱贫和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我们由比较初步的现代化，到现在要全面搞现代化。这样一条道路，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发展史还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都是首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民的贡献，也是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贡献，也是对整个共产主义事业的实践贡献。

董慧：可以说，中国道路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在人类文明中都具有一定影响，我们在分析这条中国道路时，往往会从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系列表现来看待。您能否从这个方面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欧阳康：治国理政，可以是一个小概念，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治国理政，也可以是一个大概念，即立国、治国和理政的问题。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角度，我选择从一个更广泛的视野中来看治国理政的问题。

首先，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国、为民的伟大成就，这是我们学习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从治国理政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最突出表现，是我们经过70多年的努力，经过曲折的探索，不断变革创新，建立起来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并在与世界多种治理体系的对比中，表现出显著特色和优势。在这一治理体系的背景下，中华民族构建起了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而这个战略全局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形成的，由局部发展到全面发展，由区域发展到整体发展，由经济发展推动各领域全面协调发展。我们可以在这一过程中，体会其特殊意义。也只有从这个高度上，我们才能读懂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国、为民，以及广义上的治国理政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其次，深度认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总体逻辑与阶段性特征。总体性的逻辑就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几种历史的交汇中一路走到今天，对于这个总体过程，我们需要分阶段理解背后的逻辑和特征。再次，我们需要学会总结好的经验，比如：以人民为中心来处理党、国家、人民、民族的各项事宜；始终高度重视和自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始终坚持变革、探索与创新，等等。

董慧：您从多维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路径等不同视域总结梳理了中共百年伟业的历程和经验，也对未来进行了展望和憧憬。您是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同时这几年也特别关心社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尤其是国家治理问题，您能否再深入地谈一下中国共产党百年伟业的历程中，我们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成就？

欧阳康：自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华中科技大学根据湖北省委的要求于2014年2月成立国家治理研究院，当时我因为年龄原因从学校党委副书记岗位退下来不久，被聘为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开启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学术研究道路。这7年多的时间，可以说殚精竭力在做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地提出，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在这样一个交汇点上更好发挥国家的制度优势，尤其是经历了抗击新冠疫情的巨大努力后，如何把抗疫的经验转化为我们未来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我们善治的举措，这也是我最近高度关注的事情。我们一直在探索和践行着马克思所说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我们每年上半年召开国家治理的高峰论坛，今年的第八届高峰论坛专门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思想智慧和实践创新，大家集中探讨中国共产党百年到底有什么样的思想智慧和实践创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不是简单地讲百年历史，我们一定要从历史中学到一些真东西。我们每年下半年召开“全球治理·东湖论坛”。从2015年开始我们先后探讨了全球治理与国家责任、与绿色发展、与国际组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与大国关系等，对这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度讨论。今年下半年我们将聚焦“地缘政治与全球治理”，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非常重要。党的十九大报告讲三个层次的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所有国家的外交。地缘政治在今天极度复杂，在这个背景下思考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实来之不易。我们需要深度认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前所未有地进入到了一个不确定不稳定时期，在动荡变革期的中国和世界如何走向未来，这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挑战。

董慧：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也是一次非常大的考验。您所在的国家治理研究院也一直在参与对策研究，并且在今年1月28日，举行了“疫情防控与当前国内外形势”研讨会暨《国家治理参考》作者代表座谈会。在这个方面，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欧阳康：对，我们在2021年初召开的这个研讨会，有非常特殊的时间意义，既是为了记载一段特殊的历史，也是为了感谢大家共同合作对于抗疫对策研究所做的贡献。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并且迅速传播，当时抗疫形势非常紧迫，我感觉有许多问题需要做深度的研究。经过认真琢磨，我觉得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应该作为一个智库群体主动自觉地参与到“新冠肺炎疫情与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研究。我于1月28日提出首批10个课题，征集合作伙伴，得到各方面支持，组织跨学科团队开展具体的疫情分析和对策性研究，先后撰写了《国家治理参考》（抗击新冠疫情专辑）共122篇抗疫对策建议案，其中数十篇被各种内参采用，得到中央和地方领导批示，转化为抗疫政策，取得了丰硕成果。我自己在疫情中被聘为湖北省抗击新冠疫情综合专家组成员、应急管理和城市安全运行专家组长，也完成了中宣部等交办的重大委托课题。我们通过研究深刻感受到，这次疫情既是对人类生存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的一次大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疫模式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效仿的。我们的成功在于党的坚强领导，国家和人民万众一心。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疫情中得到印证，引起很多国家的共鸣，也给我们极大启示。疫情要求我们统筹发展与安全，一方面我们要立足高端，从谋求共同繁荣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另一方面也要立足于底线，从人类共同生存的角度来思考，在二者之间保持张力。

董慧：您所带领的团队以“智”抗疫的努力以及深度的研究，确实具有非常特殊的价值。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抗击中，每个国家走出了不同的道路，中国抗疫模式是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效仿的，体现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那么后疫情时代会产生更为复杂的问题，您认为未来我们还需要考虑哪些重要的问题呢？

欧阳康：我认为，当我们走向未来的时候，还要重点考虑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如何继续彰显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优越性？我们今天进入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阶段。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出彩实际上不仅具有中国意义，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世界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能否在世界范围内继续走向未来，中国承载着特殊的使命。而这样一种承载是要在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结合上进行创新。第二，如何让现代化在中国的大地扎根。现代化有各种各样的模式，而我们正在创造出在我看来是世界上第六种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还是现代化的历史上都是没有过的，这恰恰是植根中国大地的。要植根中国大地，我们就有了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要特别注意把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中国文化大地上内在整合起来，中华优秀历史文化如何在当下焕发出时代光芒，真正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为坚实的中国文化的基础。这几个方面既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需要面对的具体内容。真正出彩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国家制度的保障问题。如何寻找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结合点，这也需要探索具体的实践道路。我想，我们应该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势，依托于我们已经形成的制度优势和发展势头，认准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建立我们发展战略，以便更好引领人类文明发展。当前的世界非常复杂，进入了动荡变革期，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我们强大的战略定力，以我们自身的确定性来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我们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董慧：听了您的讲述，我感到我们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挥好，尤其是对于当代青年来说更是如此。读懂党的百年伟业，才能筑牢我们的思想根基。那么，作为现代化建设主力军的当代青年，究竟如何从百年党史中吸取营养，锤炼过硬本领，更好地担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呢？

欧阳康：我还是想从方法论上来谈一下青年学者的使命。除了刚开始讲到的三种意识之外，我希望我们的青年站在这样一个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明确研究中共百年伟业还需要更全面、更多维的方法论要求，更加自觉地强化以下几种意识：一是世界意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绝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或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近代史基本上就是在和世界的互动中走过来的。我们自近代以来的衰败，就在于与世界的关系出现了巨大的破裂，而且这种破裂是中华民族被外敌入侵而导致的。这百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与世界的关系，而这个世界又是时刻变化着的世界，这就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中国如何在世界体系的演变中找到自己最恰当的、最合理的位置，找到这个位置其实是非常艰难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我们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苏联的演变、美国的变化，直到今天整个世界的大变局，这些变化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所以当代青年需要有清晰的世界意识才能够读懂历史。二是整体意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发展历史，就像一条巨龙般的火车奔驰向前的历史，其中包含着很多要素：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政党，也包括各种各样矛盾的、对立的、冲突的各种因素形成一定的关系和结构，经历着动态的变化与演进，有其内在的本质和规律。对此，我们需要从整体上来看待，这就是我们强调的整体的历史观。这一点对于当代青年来说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因为每个人在每时每刻看到的都是具体的事件。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成员，只生活在社会特定的角落，每个角落给我们以巨大的限定和压力，而且我们在社会里面看到有真相、有假象，有的是被遮蔽起来，有的是被故意伪造出来的。因此，我们需要真正找到一个整体的社会运动中的内在机制，要想办法了解社会是通过什么机制把各种要素整合在一起的，才能真正懂得这个社会。三是实践意识。思想引领实践，实践其实是充满着现实的矛盾与冲突，有时候思想会脱离现实，但是在实践中只有一定的实践模式才能成功，由此任何思想都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这就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上可以放逐，但是实践中必须脚踏实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读懂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华民族在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不断地与各种形式的错误思想做斗争，与各种形式的错误实践做斗争，有过思想困惑，有过实践失误，但是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探索出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探索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创造出百年辉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它就是一种真理、一种视域，就是一种思路、一种方法。

正是秉持着这些意识，才能帮助我们确立多维的研究视域，帮助我们更好地阐释中共百年伟业，认识中国共产党如何让世界社会主义在中国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让世界现代化进入到中国，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来推进和加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现代化等。当代青年，也需要不断去认识和探索这些视域，了解它们各自所具有的特别内涵与意义。

董慧：最后，希望您能够给我们这些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后浪”们提一些建议，我们在日后的工作、科研、教学中怎么去做好自己的理论研究，怎样更好地把我们的科研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

欧阳康：这个问题非常好，首先我们要明晰哲学社会科学的职责是什么？我认为有三个，第一，反思，反映社会现实，反思历史进步，提升思想境界；第二，批判，发现思想困惑，发现实践问题，把握深层原因；第三是引领，把握发展趋势，预见未来趋势，引领发展方向。

哲学社会科学的这三种职能都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通过学习研究领悟中共百年伟业，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将哲学社会科学的职能转化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方向，提升使命意识和思想自觉。我自己长期从事社会认识论研究，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包括参与到大学教育，生命教育，国家治理等研究领域，深刻体会到国家的学术责任要通过学者的学术责任来实现。

首先，要深入地关注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从社会认识论研究开始，深入到人文社会科学、哲学，再到实践哲学和国家治理的研究，一路走来，一直在关注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校国家治理研究院的宗旨就是“聚焦重大问题，服务国家战略”。新冠疫情的突发性和严重性对于当代中国和全人类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激发了我们的应急热情和能力，同时我们得到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可以看出，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愿望，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共同撰写出122篇对策建议。这里凸显了大家的社会责任意识、跨学科的视野和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照。

第二，要强化社会责任感。社会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干什么，我们应该干什么、能够干什么，对此我们应当有非常清晰明确的认识，并将其纳入我们的研究视域，转化为我们的研究课题，提升为我们的学术使命。

第三，要有扎实深入的理论研究。我自己多年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社会认识论，关注国际问题，其实无形之中做了很多铺垫，进而能够在很多具体问题上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并对一些重要问题做出及时的应对性探索。

第四，要深入实际，注意掌握科学合理的方法。如何更好地把握一些重大的问题，得出恰当的结论，提出对策建议，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必须能够真正进入到社会生活中。其实，我平时外出开会，到不同单位做讲座，基本上有机会就在学习调研，主动进行各方面的学习和研究。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概念，“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写在实践中，写在生活中，也写在我们的心灵中。因此，我认为，最根本是让我们的心灵和社会同频共振，始终觉得有研究不完的问题，有关注不完的对象，有思考不完的领域。只有这样，你的生命才会始终充满活力，学术研究也能够找到其应用的场地，也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年轻人充满活力，我对年轻的朋友们充满着信心，也充满着希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