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第一次系统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进一步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具体任务和总体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其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立足点、根本遵循和最终归属，“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系。”全会第一次把“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分别开来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列称为“制度和治理体系”。国家制度体系被称为“政道”，是指以国家政治制度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体系被称为“治道”，是指体现或落实国家各项制度的执行层面的政策体系；而国家治理能力，则是指在国家制度框架下利用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绩效的手段和能力。

全会从十三个方面系统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包括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各民族一律平等、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共同的理念和信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革创新与时俱进、选贤任能的干部选拔机制、党指挥枪的原则、“一国两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构想等。其中许多方面是第一次提升到“制度优势”的高度，例如“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统筹协调机制、“选贤任能”的干部选拔机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导向的独立自由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的外交战略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的重要表现。

全会提出了十三个方面的“制度体系”建设的具体任务，以及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相适应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总目标”，即“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显著成效；到二O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这一目标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高度一致，一方面表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保障。

此外，全会还首次提出了“制度意识”概念并阐述了其内涵，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这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同样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

吴畏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助理、哲学系教授

四中全会公报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是提出了制度与治理的辩证实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这种辩证实践观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内在有机统一。这种辩证实践观的现实前提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深刻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探索实践与改革创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这种辩证实践观的深厚根基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已经形成和具有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这种辩证实践观的共生机制是，通过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并把各种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这种现代化将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经过五年多的努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成效显著，主要领域基础性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集中研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其目的就是要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集成，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制度保证。

而要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统筹安排，遵循制度发展的规律，把握关键，精准施策。具体来说，需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其一，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集成，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整合为相互衔接，成龙配套的制度体系；其二，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通过切实有效的治理实践，将这些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其三，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防止制度空置或空转，保证各项制度充分发挥好其功能；其四，狠抓治理环节，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在科学治理过程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人文学院副院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概念，刚刚闭幕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是在各个具体层面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信号。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支撑，科技创新是全局性和系统性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构筑完善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提升科技创新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全面创新驱动引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符合人类共同体价值的全面发展，才能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协同作用和整体效能。

从追赶型到引领型科技创新体制，从“科技促进发展”到“全面创新驱动引领发展”，负责任研究和创新的治理体系建设至关重要。2013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考察工作的讲话、2018年5月28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2018年10月3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都明确指出，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如何有效规范前沿新兴科技的研究和发展实现科技创新在促进人类福祉方面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是日益紧迫的治理议题。要整合多学科力量，加强新兴科技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全保障新兴科技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2019年7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会议指出：“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组建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目的就是加强统筹规范和指导协调，推动构建覆盖全面、导向明确、规范有序、协调一致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 科技伦理议案如此显著地列入国家最高决策议程（在审议通过的诸多重要文件中排在首位），不仅开创了历史先例，更表明将价值权衡与伦理考量纳入科技活动全过程并从国家治理体系层面强力推动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决心。我们团队今年5月份在《自然》杂志发表的研究论文Reboot ethics governance in China（重建中国的伦理治理）系统阐述了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六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王晓升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哲学系教授

在即将建国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经和黄炎培讨论了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才能避免历史上各个政权所无法避免的周期律。毛泽东当时提出了要建立一种制度，通过一种制度来避免这种周期律。当然出现这种周期律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史上的政权大多依靠暴力来维持统治，虽然它也借助于各种制度，但是这种制度或者被任意破坏，或者这种制度不被人民自觉接受。这种制度之所以不被人民自觉接受，其中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是，这个制度不是人民自己所需要和认同的，而是被外在地强加的。在以往的社会中，权力高于制度，权力是维系制度的基础，而在今天，我们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用制度来维持国家秩序。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会出现一种权力秩序代替另一种权力秩序，而是用制度、用不断改进的制度来维持国家秩序。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之后进行了多种探索，建立了一个人民大众所接受的基本制度。但是这个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少数干部还可以借助于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权力破坏某些制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四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要课题。它的消极目标就是要解决毛主席当年提出的周期律的问题，而它的积极目标当然是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从而为全国人民过上富裕、民主、自由的幸福生活提供一个恒久的制度上的保证。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四中全会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当然要建立一个人民充分认同的制度体系就必须坚持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不忘初心，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一个被人民认同的制度体系，也是能够被有效落实的制度体系。当然制度的制定过程和落实的过程既需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也需要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从而有序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同时建立起来的制度系统还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建立和完善这样一个制度体系需要一个过程。从四中全会的公报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党中央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应该说，这也是切合实际的，体现了我们党求真务实的精神。

赵泽林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办公室副主任、哲学系副教授

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应该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的重要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背后的重要驱动力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践中形成了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各项国家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不同时期既有国家制度的不同优势，并将其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实际效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科学、客观总结和阐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多方面的显著优势，既为继续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方向，也为全人类探索更加理想的国家治理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担当。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关键在于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落实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执行到位、将政策贯彻到底，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制度效能，在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进步和成果。以欧阳康教授为课题组组长的“中国绿色GDP绩效评估研究课题组”，这些年一直在利用大数据跟踪研究中国的绿色发展状况，发布了中国绿色GDP绩效评估系列研究报告，策划出版了相关系列丛书，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和多个奖项。从课题组的跟踪研究来看，这些年，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不断健全，已经转化为实际的生态治理效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这为加快健全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令人鼓舞。

饶传平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法学院副教授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做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讲话。在此后的多次讲话里，他一再强调，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党来自人民、扎根人民、造福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要求我们的党员和领导干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思想中、具体落实到行动上，随时随刻倾听人民的呼声、回应人民的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在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上，再一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要植根于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要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那么，何谓“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中国人所向往的“美好生活”又为何？作为学术型的智库，建议国家治理研究院应将上述问题的解答，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和工作规划。

改革开放四十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乃至上溯自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巨变，从一个小农封建国家转型为一个工业化社会主义强国。随之，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精神价值也发生了裂变。社会巨变叠加思想裂变，当代中国人所向往“美好生活”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应该是什么？这是每一个真正关心中国前途和中国人福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和政府所绕不开的一个命题。我来自江西，这几年，江西的几件事情引起网络上的巨大争论，比如，政府统一砸农村老人的棺材、禁止办喜酒、禁止麻将馆。这些措施，也许政府出发点不错，所谓保护农地、提倡节俭、禁止赌博，殊不知，传统丧葬文化、节庆喜宴、民间娱乐，具有深厚的思想和文化基础，正是普通中国人眼中“美好生活”的切实体现。

中国何以为中国？社会学者吴飞指出，承认现代文明的价值，这是对当代中国人生存境遇的确认。但现代文明的科学经济、自由民主只能为美好生活提供外在条件。美好生活的实质内容，须靠自身文明传统所塑造的、对美好生活的理解来填充。因此，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研究学者，有责任历史地、实证地去真正了解、研究中国人向往的“美好生活”具体是什么。

李翔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出台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将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的背景下召开的。当前我国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包括，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体经济困难突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仍未结束等等。此次会议并没有将眼前的现实问题作为会议的主题，而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样的根本性的政治问题作为会议的主题，我认为是体现了党中央的战略定力和高瞻远瞩。现实问题虽然重要且迫切，但应该看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是要靠坚持和完善政治层面的顶层设计。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同时，这套行之有效的中国方案也让诸多国家瞩目，中国模式成为有别于西方而又彰显出其独特优势的一个新模板。它既开启了中国繁荣富强之路，又改变了世界发展的格局，重塑了全球秩序，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引领了全球治理的新航向。这套方案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可以被视为“中国治道”。四中通过的决议实质上是为“中国治道”建章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