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黄子骄 周光霖）5月18日，第一届高校国家治理智库联盟论坛暨第十一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高峰论坛——“新质生产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讨会在华中科技大学以“线上+线下”方式举行。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许晓东，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许巍，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欧阳康先后在开幕式致辞。开幕式由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李志强主持。本次论坛共设置三场主旨报告、两个分论坛，来自国内29位著名专家和10位青年学者在大会上发言。
现将各位嘉宾的精彩观点发布如下：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中国场景：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
王勇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
王勇副院长认为，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着多重约束与挑战，但中国地域特征的丰富性和六个结构性过程的并联式发展也给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因此，结合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来认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中国场景尤为重要。他指出，新结构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以及禀赋结构、技术条件和起点的差异，主张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于中国实际的理论框架分析范式。最后，他用“三明治模型”揭示了中国在全球化产业格局中的独特位置，并强调在垂直产业结构下，国企与民企的互动需结合国情和发展阶段的背景，以更好地应对地缘政治挑战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公共资源交易如何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王丛虎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教授
王丛虎教授认为，公共资源交易的整合与发展对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具有重要作用。他以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的设立及其成效为切入点，指出公共资源交易的集中化和规范化不仅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也促进了市场化进程，最终提升了地方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成立不仅解决了资源分散、监管困难的问题，还通过增强廉政治理效果，有效遏制了腐败行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更健康的环境。通过经济学方法的验证，他发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能够切实提升地区要素市场化发展水平。王丛虎教授认为，作为市场化平台和公共资源集约化的代表，未来公共资源交易仍需在数据、碳排放、国有企业采购等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并构建更加完善的综合监管系统，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同时，他也指出了现有研究的局限性，呼吁各界学者在数据可及性和生产力测算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数据赋能推动培育新质生产力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
欧阳日辉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欧阳日辉教授认为，新质生产力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议题，但学界在探讨这一议题时存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研究不足、新质生产力概念口号化使用、以及研究深度和理论阐述不足等问题。他提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以多要素理论为基础，尤其应注意数据作为新时代最先进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对提升全要素生产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关键作用。欧阳日辉教授强调，数据要素具有排他性、无限增长性、支撑融合性和规模经济性等特点，能够优化科技创新要素配置、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为此，他建议加快构建数据基础设施、建立健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体系、打造应用场景、培育数据商及数据交易机构等，以促进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文明形态更新
欧阳康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欧阳康教授认为，新质生产力正重塑现代文明，而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体现了中国发展的新方向，也有可能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潮流。第一，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生产力布局方面的革命性进步，展示了中国从学习依赖外部技术到自主创新的发展历程。第二，新质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指导下强调先进生产力所具有的特殊社会解放作用，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推动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深度融合。第三，新质生产力将推动中国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促进所有制、分配方式等多方面的合理化调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为政府建设提供了新方向。第四，新质生产力将通过经济基础作用于上层建筑，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五，新质生产力不仅属于中国，也有可能拓展到世界，进而引领全球文明发展新趋势。新质生产力强化了先进生产力在社会进步和文明更新的根基性作用，促进了生产力体系的革命性更新，要求各国重新定位自身在全球新兴科技教育人才和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有利于促进人类文明的内部体系变革和形态学更新。
新质生产力赋能新质应急管理现代化：基本范畴、内涵特征与未来向度
温志强 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应急管理正日益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支柱，它通过新质生产力的赋智赋能赋效，构建了一个高效能、高科技、高韧性的应急管理体系，以应对各种复杂多变的安全挑战。其中，数字化、智能化新技术对于应急管理具有重大支撑作用，是安全科技和应急装备创新的核心驱动力。
基于此，温志强教授提出了“科技强安、科普强安、科教兴安”三大核心要素，旨在全面提升全社会的应急意识和应急能力。由于应急管理现代化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着高新技术与业务融合不足、应急平台构建复杂等多重挑战，因此，我们必须将预防预警和应急响应确立为应急管理的重要目标，以此来推动应急实效标准的规范化，并构建“大安全、大应急、大救援”的科技支撑体系，从而实现应急管理的现代化转型。
未来应急管理从需求牵引、理念转变、知识驱动和体系构建四方面着手推进。具体来说，要通过现代科技赋能实现智慧化应急，推动“人防物防”向“技防数防”转型；要深度融合政府需求与社会知识技能，构建大数据驱动的应急管理体系；要加强装备创新，提升一线员工的安全保障；要实现城市安全风险主动预警和智能化应急响应，构建新质应急管理的整体框架。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几点认识
刘国亮 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刘国亮教授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大时代价值。首先，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论的新突破，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契合，体现了自主创新和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其次，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阶段，更站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沿，成为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力量。第三，面对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新要素、新领域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升级换代的关键，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刘国亮教授认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核心，涵盖科技创新、配置效率提升、要素回报改变、通用技术突破、智能技术替代、先发优势、多应用场景等维度。其特点在于从独占竞争、创新拓展到创造性劳动、技术链驱动产业链竞争，并影响国家安全与产业安全的最优化标准设计。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属性，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的数据治理：困境与路径
郑跃平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郑跃平主任指出，数据治理在数字政府建设中具有核心地位，但目前面临多重挑战。其中，显性问题具体体现在理念与实践脱节、形式与效果脱节、业务与数据脱节。隐性问题具体体现在数据质量低、标准化程度不足、应用层级与主体矛盾、共享动力不足、成本效益难衡量、数据与治理关系不明确、效率公平与伦理问题并存、部门间权责边界模糊。郑主任强调，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综合施策以提升数据治理效能，支撑数字政府建设的深入发展。
基于此，郑跃平主任提出几点建议。第一，从数据治理的范式转变入手，深入理解数据与治理的互动关系，确保技术适应治理环境；第二，构建可持续的建设模式，让数据治理成为政府部门的内生动力；第三，确保制度保障和数据治理的权责匹配，发挥治理体系对数据技术应用的基础性作用。此外，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应进一步推动数据开放，助力其成为重要生产要素，赋能数字经济发展和转型。
传感器社会背景下数字政府治理的瓶颈与突破
张景奇 东北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张景奇副院长指出，在传感器社会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与传感器技术紧密相连，共同推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传感器的网络化应用不仅推动收集了大量数据，还促进了信息社会的深化发展。
但是，传感器社会也带来了数字政府治理的新挑战。数据泛滥、隐私恐慌、数字壁垒和情感淡漠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问题成为了制约数字政府治理效能的瓶颈。为了突破这些瓶颈，数字政府需优化数据采集策略，强化隐私保护措施，打破数据壁垒，提升服务人性化水平。同时，应加强传感器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建设，将传感器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更好地适应传感器社会的发展趋势，提升数字政府的治理能力。
总而言之，突破数字政府治理瓶颈需顺应传感器社会治理逻辑，通过法律保障消除隐私恐慌，还需加强总体规划布局，引入地学思维，以更有效地利用传感器数据提升治理效能。
当代国家治理的风险要素：一个行政国家的解释框架
白锐 暨南大学共同富裕与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白锐副院长提到三点。第一，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环境。现代国家治理的挑战在于的复杂性和风险性。复杂性不仅体现在社会的多样性和技术的不断发展上，还涉及到管理的实践性和综合性。风险主要源于新技术应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如无人驾驶汽车带来的法律责任和伦理问题。
第二，现代国家治理机制的逻辑。根据沃尔多的理论，现代国家治理框架下的行政国家概念，具有资本主义经济、科学主义认识论、理性主义制度工具运用和效率至上观四大特点，其根本逻辑是理性主义。
第三、现代国家治理机制中的问题。理性主义的现代国家治理机制，到20世纪末以后，走入理性主义的对立面，导致了过度治理和缺乏愿景两大问题。过度治理的问题在于社会系统的超复杂性与科层制管理的僵化模式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匹配，同时，在微观层面，诸如“鸡娃”现象等反映出社会成员因过度期望和压力而导致的焦虑与失衡。缺乏愿景则反映在现代国家治理在面临恐怖主义、自然灾害和全球传染病等挑战时，缺乏系统性、复杂性和动态的总体愿景。
最后，白锐副院长强调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对重新审视国际关系、激发社会活力并夯实文化基础提出了新要求。现代国家治理需通过重塑再造寻找新的文明形态，以应对内部挑战和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
完善非公有制经济产权法治保护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作用
赵逸伦 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呈现出从无到有、从单一到齐全、从差别保护到平等保护的特点。这一法律制度的完善与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同频共进，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随着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兴起，法学研究应更紧密地关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完善非公有制经济产权法治保障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首先，在知识产权等领域完善非公有制经济产权的法治保障是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和坚强保障；其次，完善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障有助于营造平等、稳定、宽松的营商环境；最后，这一法治保障还有助于提升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从而吸引更多外资进入，同时增强中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最后，赵逸伦助理研究员建议通过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的宪法和法律保障，加强执法和司法中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与公有制经济产权的平等保护力度，在整个社会营造出宽松友好的发展环境，以产权保护为核心带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创新动力、发展活力，从而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政党引领监督模式促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与路径
何欢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
何欢研究员指出，法治建设通过加强产权保护、促进涉外法治建设、监督行政官僚及构建法律规范，为新质生产力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何欢研究员认为，政党引领模式通过致力于整合不同政治主体的力量，以其独特的逻辑和路径，为我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以及监督真空地带频现的现象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但是，当前政党引领监督模式在实践中存在职能宽泛、聚焦不足的问题。尽管已经设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等机构以加强法治建设，但司法行政部门作为办事机构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何欢研究员建议，未来应完善其组织结构，充实财政和人力资源，强化党的互动联系，以强化党对依法治国的监督和统筹作用，进一步推进法治建设。
区域“发展权转移”的机制修正——从资源竞争到数字协同
姚尚建 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姚尚建教授认为探究中国区域发展差异的核心，在于探讨空间与制度平衡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特别是体现在东西部的差异上。随着中国社会由农业向工业、数字社会转型，区域平衡成为发展的关键。我国通过资源调配项目虽促进了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利益损害。未来，数字资源可能会成为新的资源调配和输送轨道。
当前，中国区域发展偏向东南，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与权利分配不平等密切相关。历史上的苏联援助项目与三线建设尝试解决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乃至土地指标的流转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域发展的差异。发展权强调了经济发展与个人命运的紧密联系，但现实中却存在着明显的脱节现象，特别是土地权益与个人发展的脱节，往往导致发展权的扭曲。但是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技术发展的进步为调整这一扭曲提供了可能。东数西算战略为中西部提供了新机遇，各地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有效吸引人才，还能推动产业发展，进一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东数西算等新兴技术也为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就业的新机遇，从而有助于改善这些地区人口的生活水平。
习近平关于科技自立自强重要论述的理论意涵、内在逻辑与价值意蕴
梁伟军 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梁伟军教授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自立自强重要论述的理论意涵、内在逻辑与价值意蕴展开论述。
首先，在理论意涵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论述包含七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科技自立自强的科学内涵论、战略目标论、战略地位论、战略方向论、战略重点论、人才资源论、体制保障论。
其次，在理论逻辑上，梁伟军教授从五个方面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科技自立自强的现实依据、建成现代化强国是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方向指引、保障国家安全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考量、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认识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遵循。
最后，梁伟军教授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论述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了行动指南，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动力，为促进全球科技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具有深远意义。
发展以人为中心的新质生产力
虞崇胜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虞崇胜研究员聚焦于“发展以人为中心的新质生产力”这一话题展开了深入探讨。首先，他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发挥人的创造能力，而非单纯地使用技术或能源。亚当·斯密、马克思、毛泽东等思想家均强调了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充分发挥人的新质创造能力。
其次，在数据和智能技术日益渗透的当下，人们往往因为被裹挟而失去持久的发展动力。尽管“互联网+”“智能+”模式在当下备受推崇，但数据和智能技术的发展应当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成为限制人的桎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虽然具有突破性，但仍属于技术层面的进步，终究不能替代人的创造能力。
再次，提高劳动者的创造能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新质生产力的三大要素，这其中劳动者最为重要。为此我们需要通过教育、培训等手段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激发劳动者的价值创造和创新实践。
最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不仅是技术和经济问题，更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我们应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提高劳动者创造能力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任务，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构成逻辑
吴畏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哲学学院教授
吴畏教授探讨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及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新质生产力作为符合当代中国高质量发展要求提出的特定概念，需要结合具体的生产力发展类型进行理解，并考虑其时代相对性。吴畏教授分析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力与资本力量的关系的观点，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需同时考虑保护、发展和创新这三大问题。
此外，吴畏教授讨论了新质生产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联。传统观点认为，处理好二者关联的关键在于把握以下四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新质生产力与要素关系的关系、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关系、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关系这四大关系。吴畏教授在此基础上出发，从四个角度思考了新质生产力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远影响：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构逻辑，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体制结合的可能性；二是人类文明的现代构型，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革命背景下，人类世界可能面临全新形态；三是人工智能革命可能带来的社会变革动能和机制，以及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应如何应对；四是全球化逻辑的演变对生产力发展的世界格局的深刻影响。
深度认识“新质生产力”提出的经济学意义
钱津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钱津研究员深入探讨了新质生产力的经济学意义，他强调应当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将新质生产力理解为新质劳动所体现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核心在于培养智能型劳动者，这类劳动者的特点是能够运用计算机和新兴智能技术进行劳动创造，智能型劳动者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劳动发展迈入新阶段。随着智能劳动的发展，未来的社会生产关系将发生深刻变化，以资本收益为核心的工业经济社会生产关系将逐步被取代。
同时，钱津研-究员指出高等教育的改革应当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相匹配，具体而言，应当进行智能化改革，强调智能教育的重要性。高等教育必须跟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步伐，以培养更多智能型劳动者、支撑社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己任。未来，智能劳动将逐渐占据社会高地，从而引领以智能劳动为主导的新时代，推动不同于传统的工业经济社会的新质的知识经济社会的形成。
具体如何进行高等智能教育改革，请参阅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发行的《智能教育——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探讨》一书。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从经济学角度深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认识，关注智能劳动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高等教育智能化改革，共同迎接新质的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