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黄子骄）12月5日，由国际能源转型学会、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主办，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EMBA教育中心、碳排放权交易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协办的2025年中国-澳大利亚能源转型论坛在华中科技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此次论坛为国际能源转型学会等单位发起的澳中能源转型论坛的第二次活动。

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与悉尼科技大学中关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国际能源转型学会理事长施训鹏先后在开幕式致辞。开幕式由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处副处长、国家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杜志章主持。

欧阳康在开幕致辞中，代表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对本次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对远道而来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表示诚挚欢迎和衷心感谢。他指出，能源转型是关乎人类未来发展的重大课题，本次会议将中国与澳大利亚在能源转型领域的合作带到华中科技大学，为推动绿色发展、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重要平台。他强调，能源转型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发展方式与文明形态的深刻变革。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能源结构调整与碳排放控制的双重挑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以“双碳”目标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凸显了这一课题的战略性与紧迫性。最后，他表示，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朝着真正的多边主义方向发展，国际合作潜力巨大。他期待本次论坛能深化各方在能源转型与治理创新方面的对话，推动务实合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

施训鹏在致辞中对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及会务团队的精心组织表示感谢，并欢迎与会各方参与本次论坛。他谈到，中澳两国在能源转型领域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中国在清洁技术与产品方面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尽管国际环境存在挑战，但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使命，双方有必要加强对话协作。他提到，首届论坛于2024年8月举办，在中澳关系面临困难的环境下，各方出于推动能源转型的共同意愿，搭建对话平台，聚焦电动汽车议题，其研讨成果曾向中澳两国部长级官员汇报。他强调，此次会议主办方之一的国际能源转型学会并非传统学术团体，而更像是国际公民社会组织，会员遍布百余个国家，已开展包括和联合国合作的年度能源转型青年之声大赛在内的多元化活动。最后，他期望本次论坛能在技术、制度与实践层面展开开放交流，凝聚共识，为中澳能源转型合作提供有益的政策与行动参考。

本次论坛共设置1场主旨报告和1个圆桌讨论，来自国内外的20余位著名专家在大会上发言。“主旨报告”设上下两个半场，分别由湖北经济学院低碳经济学院副院长王珂英教授和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余珮教授主持。

“主旨报告”上半场中，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与可再生能源工程学院院长N. J Ekins-Dauke以“Australia & China: A Stor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artnership through Solar Photovoltaic Power”为题目进行发言。他指出2024年中国新增装机量已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总和，但技术产业化存在“死亡谷”现象，高校创新难以对接产业需求。他以新南威尔士大学与尚德电力的合作为例，强调学习曲线理论的重要性，认为光伏成本下降需规模效应的有效支撑，需要数千亿美元的市场投入。多国接力可以推动这一进程，例如美国研发、日本改进、德国政策激励、中国规模制造。他进一步介绍澳大利亚当前目标（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82%）和“太阳能阳光计划”，并提及近期因获澳政府支持建设本土产能，形成“技术出海-产业回流”的闭环。为加速创新转化，他主张建立“中继创新中心”，并提到中澳合作的“火炬创新园区”。最后他强调气候行动紧迫性，呼吁中澳通过人才计划深化合作，共同应对能源转型挑战。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与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双聘教授鲍玉昆以“Virtual Power Plant (VPP) Practices in China”为题目进行发言。鲍教授指出，中国风光发电装机占比已近46%，其快速增长对传统电网模式构成挑战，亟需灵活性资源。VPP通过聚合分布式发电与储能资源，作为整体参与电网优化与市场交易，是应对挑战的关键路径。近来的中央政策已积极推动相关实践，其价值在于保障电网稳定、促进新能源消纳并培育新型电力市场。然而，中国VPP发展面临多重挑战。一是各省市场规则不一，导致其商业模式各异。二是技术标准体系尚不完善，运营商还普遍面临分布式资源状态不透明的“黑箱”问题、跨省运营的市场壁垒、传统调度机制滞后以及规模化接入带来的新型系统风险。他强调，需要构建数据驱动的系统性框架，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对资源进行精细化建模、预测与决策优化，以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最后，他强调中澳在该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中国可贡献硬件集成与规模化应用经验，澳大利亚则长于软件算法与监管创新，双方通过协同研发、经验交流与联合投资，有望共同推动清洁能源转型。

悉尼科技大学中关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教授、国际能源转型学会理事长施训鹏以“‘Future Made Australia’and Implications for Australia-China Clean-Tech Cooperation”为题目进行发言。他指出，虽然澳大利亚人口仅约2700万，但却是世界第八大能源生产国和第四大能源出口国，其传统经济高度依赖煤炭、液化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出口。然而，在低碳转型的未来，澳大利亚凭借其关键矿产资源（如锂、钴、稀土）的全球重要储量和产量，将继续扮演关键角色。澳大利亚政府已设定2030年减排43%、2035年进一步减排的目标，并推出“澳大利亚未来制造”战略，计划投入巨资推动本土制造业，其核心目标一是实现本国2050年净零排放，二是增强经济韧性与能源安全。他强调，中澳在能源转型上高度互补且相互依存。他呼吁，两国可探索“开放联盟”的清洁技术供应链合作模式，即利用中国的投资、组件和技术，在澳大利亚乃至第三方市场进行本地化生产，以兼顾韧性、效率、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能源研究会碳中和专委会全球首席顾问、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新能源建筑专委会全球首席顾问Steven Ducat以“Building the Australia–China Clean Energy Superhighway: Bilateral Foundations for an Asia-Pacific Super Grid”为题目进行发言。他指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与特高压输电等电网技术方面成就显著，而澳大利亚的电网基础设施则相对滞后，这为两国合作带来了巨大机遇。他认为，双方合作应超越单一设备贸易，深入至系统层面的学习与联合创新。一是借鉴中国构建世界最大规模电网的规划与运营经验，以升级澳大利亚及亚太地区的输配电网络。二是共同研发虚拟电厂（VPP）解决方案，以优化现有配电网的利用效率。三是在“澳大利亚未来制造”的产业回流战略中，引入中国的自动化生产技术，以提升本土制造竞争力。他进一步强调，中澳应携手开拓第三方市场，形成优势互补的“并联”合作模式。面对当前能源转型的复杂挑战，双方应基于现有坚实合作基础，将中国的规模化项目经验与澳大利亚的创新能力相结合，不仅服务于两国目标，更能为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提供稳定、可持续的清洁能源解决方案。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国际能源转型学会副理事长、全球气候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孙永平以“面向‘十五五’的中国碳市场建设与中澳碳市场合作”为题目进行发言。他指出，中国正处于2035年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关键阶段，高质量发展与碳减排在此时期深度交织。全国碳市场不仅是控排工具，更是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他强调，有效的碳市场需兼顾目标实现、成本控制与激励作用，碳价应寻求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合理区间，而非盲目追高。此外，碳市场还具有为绿色转型筹资、应对国际碳壁垒、引导产业调整等多重功能。针对全球碳关税冲击，他认为，单纯对接国际碳价并非最优解，更需依托全产业链协同与产业低碳转型来应对。在中澳合作方面，他指出双方在碳市场领域具有天然互补性，双方应推动建立基于全生命周期的碳核算与合作体系，探索在清洁能源禀赋区域合作布局低碳产业园，开展“矿产-粗钢-深加工”的跨国产业链分工，从而实现优势整合，共同应对全球气候挑战与贸易新规。

“主旨报告”下半场中，中碳登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汪令新以“建好碳市场支撑平台 服务经济绿色低碳转型”为题目进行发言。他指出，全国碳市场自2021年启动以来，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已形成以国务院《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为纲领、配套部门规章与技术规范为支撑的框架。作为全国碳市场的核心运营机构，中碳登定位为国家级基础设施平台，承担登记、交易、结算等职能，系统运行千余日保持零故障，并为政策制定与碳金融创新提供支撑。在服务湖北地方发展方面，其策略可概括为“四轮驱动”，即以碳市场为基础，拓展碳金融、碳普惠与碳产业。具体举措包括双碳基金、绿色项目库等，并通过碳普惠平台“武汉江湖”吸引超百万用户参与。他强调，湖北利用中碳登落地的先发优势，正着力构建碳市场与碳金融中心，旨在将碳管理流量转化为绿色产业发展动能，为中国双碳目标提供区域实践范例。

碳桥机构与麦考瑞大学Christopher Wright以“How a global trade coalition could align climate and coal mining interests”为题目进行发言。他指出，尽管煤炭常被视为“过去式”，但其在澳大利亚经济中仍扮演关键角色，过去三十年的中澳煤炭贸易为澳大利亚经济提供了重要缓冲。然而，当前澳大利亚煤炭行业正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其国家减排计划要求煤炭开采排放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国际市场煤价已从2022年的高位回落，而开采成本持续上升，导致行业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且新增矿场投资仍在继续，行业转型决策明显滞后于市场变化。他认为，煤炭开采的逃逸性排放是减排难点，而电气化设备仅能解决部分移动源排放。要应对行业整体挑战，需超越国界的协同策略。他强调，基于供给侧管理的国际合作为不可避免的转型过程提供稳定性和可控性，降低了区域性经济冲击的风险。这为中澳在传统能源领域开辟了新的合作思路，即将气候目标与供应链稳定性、产业平稳过渡相结合，探索务实的转型路径。

澳中工商协会Anthony Coles以“Battery Recycling – A Nature Positive Circular Economy”为题目进行发言。他指出，循环经济与碳市场结合的商业逻辑源于多重宏观趋势驱动，包括全球气候行动滞后、能源转型仍需加速、中国在电池制造与回收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日益强化的ESG报告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以及电池护照等追溯体系的建立。这些趋势共同凸显了电池回收在保障关键材料供应与降低供应链碳排放方面的核心价值。他认为，碳市场可作为盘活供应链深度脱碳价值的关键工具，并主张“ESG即服务”模式，旨在硬件（电池回收工厂）基础上，叠加软件服务层，即通过开发零碳工厂与产品碳足迹认证、将回收减排量纳入自愿碳市场的方法学，并推动国际互认的碳市场标准。他强调，该模式旨在打通循环经济与碳市场的价值链路，既解决海外市场对供应链的环保规制要求，也助力中国电池产业获取稳定且低碳的关键材料。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余珮以“Challenges in China’s Hydrogen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China–Australia Hydrogen Cooperation”为题目进行发言。她指出，中国虽是全球最大氢气生产与消费国，但产业仍处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的过渡期，面临绿氢成本高昂、核心设备进口依赖度高、以及灰氢占比仍超60%等结构性挑战。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在绿氢领域具备显著互补优势：拥有先进的电解槽技术、低廉的可再生电力资源，并已成功示范端到端液氢供应链，其“氢能起步”计划更将绿氢目标成本降至极具竞争力水平。她指出，两国合作可形成供需与技术的高效匹配：中国强大的市场需求与制造能力，能够对接澳大利亚的低成本绿氢供应与前沿技术；同时，中国持续优化的产业政策（重点从补贴示范转向应用推广与生态培育）也为吸引高质量投资与合作创造了条件。基于案例研究与数据分析，她提出，中澳应围绕绿氢生产、储运技术、联合研发及第三方市场投资等路径深化协作，这不仅能助力中国氢能产业突破瓶颈，也可使澳大利亚技术获得规模化应用场景。

圆桌论坛环节由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王鹏主持。作为两国学界、企业及政策界的代表，ClientEarth (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 Huw Slater、中建三局新能源事业部张广洲、湖北语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毛艳飞、深圳市中电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系统集成BU总经理梅坤、氢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长笑、中国电建集团江西电建公司智信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文宝和湖北佳行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蔡佳靖，围绕绿氢储运、跨境碳核算互认机制、容量电价机制、分布式储能技术迭代、动力电池回收等能源转型发展议题展开深度对话，寻求协同发展路径。

在闭幕式上，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国际能源转型学会副理事长、全球气候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孙永平致闭幕词。他对本次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取得的丰硕成果给予高度肯定，对参与此次研讨会的各位嘉宾表示衷心感谢。

在上午圆满结束能源转型研讨会后，中澳专家代表团于下午开展了实地考察活动。代表团一行首先参观了位于武汉的岚图（VOYAH）汽车制造工厂，深入了解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智能化制造工艺与产品研发。

随后，代表团访问了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中碳登），就中国全国碳市场的运行机制、数据管理与市场建设进展进行了现场交流。此次参观旨在加深澳大利亚专家对中国在新能源产业与碳市场实践层面的直观认识，为双方未来的学术与产业合作提供更坚实的实地参考。

本次论坛的圆满举办，不仅深化了中澳两国在能源转型领域的学术与政策对话，也为双方在新能源产业、碳市场建设、技术协同与气候治理等关键领域的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以此次论坛为契机，中澳两国将继续携手，在清洁能源转型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