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东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许晓东代表华中科技大学向莅临论坛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关心支持学校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诚挚感谢。他指出，本届论坛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主题，恰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既承载着学术探索的使命，更肩负着服务国家战略的重任。我们应深化理论研究，协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资源开展交叉研究，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加强实践探索，始终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工作的主线，持续探索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路径；强化智库功能，努力推动学术成果转化为决策参考。他希望大家共同搭建“学术—政策—实践”桥梁，将论坛形成的优秀成果，通过不同渠道进入国家及地方治理决策，真正实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陈郭华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

陈郭华代表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对本次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各位与会专家表示欢迎。他表示，十多年来，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秉持“聚焦重大问题，服务国家战略”的宗旨，围绕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领域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次论坛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主题，是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学术活动。他指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任务，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问题研究的主线，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深化新时代民族问题研究是广大学者的重要责任，要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他期待各位专家在本次论坛中充分交流，碰撞思想火花，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伟大实践贡献卓越智慧。

向红林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向红林代表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向论坛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以来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各位专家学者致以崇高敬意。她表示，本次论坛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主题，是对新时代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积极回应，这也体现了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服务中心大局的责任担当和主动作为。她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做出深刻回答，即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彻底的理论引导各民族群众不断增强民族认同，文化认同；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地域实际、发展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贯通开展学术研究与决策咨询。湖北作为多民族聚居省份，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与责任，希望大家深入交流研讨，积极建言献策，为进一步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提供更为坚实的智力支撑。

赵军章 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赵军章代表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向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以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辛勤耕耘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崇高敬意。他表示，本次会议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恰逢其时，意义重大，体现了专家学者对这一课题的敏锐洞察和深度思考，也深度展现了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一贯永立时代潮头，“聚焦重大问题，服务国家战略”的建院宗旨。他指出，我国正处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阶段，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充分凝聚各民族的智慧和力量，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全面提升治理效能。他期望大家能够围绕主题，从理论阐释、政策解读和实践探索等方面展开深入交流和充分研讨，通过思想的碰撞与智慧的交融，为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贡献新的智慧和力量。

纵横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形塑的文化机制

许晓东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

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发展的核心密码，在于构建了横向消弭民族隔阂、纵向促进阶层流动的双重平衡机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研究表明，这种动态平衡在当代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展现出独特价值。

横向融合机制植根于“文化认同高于血缘差异”的治理传统。自夏商周“天命观”确立天下共主伦理，至秦汉“书同文、车同轨”打破地域藩篱，中华文明始终通过制度创新拓展文化共同体边界。唐代外族将领碑刻外族官员占比达15%实证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实践智慧；元明清三代改土归流政策与双语行政体系，则使边疆治理从“因俗而治”转向深度交融。这种文化包容力在当代体现为脱贫攻坚战中56个民族的协同发展，其本质是传统“和合”理念的现代转译。

纵向流动机制依托“穷达可易”的制度设计与社会信念。科举制自隋唐确立便为阶层跃迁开辟通道；宋代取士规模较唐扩增三倍；明代《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市井百态更折射“百业皆可显贵”的共识。商鞅军功爵制与范仲淹“断齑画粥”的励志叙事，共同熔铸成“穷不过三代”的民间生存哲学。这种流动性与“民为贵”的治理伦理形成张力平衡，2018年法国黄马甲运动与我国基尼系数的有效管控对比显示，传统流动机制对缓解现代阶层矛盾仍具启示意义。

研究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是历史实践铸就的文化操作系统。其内核包含三重维度：空间上突破“华夏中心”构建命运共同体，时间上通过制度迭代保持弹性，价值上以“大一统”共识超越短期利益。当前全球2/3低收入国家面临民族冲突与贫富分化交织的困境，中华文明提供的不是静态模板，而是动态平衡的方法论——在巴尔干半岛族群撕裂与法国阶层对抗的镜鉴下，我国依托传统智慧构建的横向交融、纵向流动双轨机制，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东方方案。

推进各民族全方位互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社区管理赋能边疆治理

徐全忠 内蒙古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

内蒙古地处祖国北疆，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与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战略定位，及其4200公里边境线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构成了独特的国家治理场域。地理空间与政治责任、历史沿革与文化特色、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生态系统与环境治理等多维视角，都凸显了内蒙古在国家治理尤其是边疆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基层社区管理，在实践层面生成了边疆治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社区民生的深度融合场景与辩证统一范式。

城市社区作为政策落地的微观载体，其治理效能直接影响国家战略实施与安全稳定。呼和浩特市社区管理实践表明，互嵌式示范社区建设，如三顺店社区的“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组织架构，大召社区的“善治大召·社区行动联盟”以及“红色商圈”党建联合体，四千米社区的“乐融四千米，自治增活力”党建品牌，既构建起社区多元共治网络，实现了社会力量的协同参与，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也促进了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守望相助，增进认同。

当前边疆地区的城市社区管理面临三重现实困境：多主体参与及政策叠加易致协同不力，有限资源难以支撑多元服务需求，专业人才缺乏以及力量不足制约治理创新。调研显示，部分社区工作者存在身份认同困惑，职业发展通道狭窄以及激励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加剧队伍的不稳定性。更需关注的是，优秀治理经验尤其是全方位互嵌共融尚未形成标准化推广路径与借鉴模式，导致治理水平参差不齐。这些问题具有特殊性也具有共同性。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协同推进各民族全方位互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社区治理的纾困需构建系统性治理框架。在政策指引、机制设计、资源保障、文化建设等层面多措并举，强化依法治理，创新互嵌载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边疆治理已进入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新阶段。加快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固，“国之大者”聚焦社区“微格治理”。内蒙古基层社区治理经验表明，应着力推进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互嵌，以城市社区层面各民族全方位互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治理实践创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组织化的知识生产：国际智库报告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姬德强 中国传媒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地

研究员、教育部国际传播联合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智库作为“组织化知识生产的核心力量”，通过“议题设置”和“概念定义”等方式深刻影响国际传播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新型智库建设”。研究表明，海外智库对中国民族议题的知识生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构建存在“结构性鸿沟”，折射出国际知识生产和传播格局的深层矛盾。

基于对美、印、德、澳等12国智库近十年涉华民族议题的文本分析，海外智库对中国民族议题的知识生产呈现三大特征：第一，概念体系呈现固化倾向，主流智库持续使用“人权侵犯”“强迫劳动”等负面标签化表述；第二，议题设置具有显著的区域集中度，特别集中于新疆、西藏地区，且惯于将区域问题升格为全球伦理争议；第三，话语策略呈现差异化特征，欧洲智库侧重商业风险评估，亚洲智库聚焦跨国宗教网络，而美国智库则形成“人权批判+地缘博弈”的复合叙事模式。

国际舆论场存在价值链权力失衡，西方智库通过“专业报告-媒体引用-社交传播”三级传导掌握定义权。“新疆棉花事件”等重大舆情均肇始于智库报告，社交媒体仅承担情绪放大功能。这种组织化的知识生产导致民族议题外宣面临双重困境：既要突破旧有概念框架路径依赖，又需在价值链上游重构话语体系。

对典型案例的研究揭示出，西方智库主要通过三种机制维持话语霸权：概念生产（如软实力理论塑造国际认知）、议程捆绑（将民族问题与全球伦理议题嫁接）、学术包装（以客观研究外衣输出意识形态）。中国当前的国际传播工作更多聚焦立场态度表达和信息流量增长，并未能有效介入知识生产源头。

未来研究需构建智库传播网络模型，借力智能体模拟系统，尤其是探索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化路径，拓展中外智库交流对话的横向通道。这要求高校突破学科边界，在知识生产源头影响国际认知框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核心在于掌握知识和话语生产的主导权，这既是理论命题更是实践挑战。

全球化变局下的民族共同体建设问题

邹诗鹏 复旦大学民族研究院院长、哲学学院教授

全球化变局下的民族共同体建设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美国主导的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各国加强自身治理的需求凸显，其中民族共同体建设尤为关键。

西方民族共同体正经历深刻危机：欧洲作为现代文明发源地呈现衰败态势，后民族国家理念在现实中遭遇困境。基督教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持续发酵，穆斯林人口增长引发身份认同难题，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理论已难以解释现实分裂。英国脱欧暴露欧洲内部深刻分歧，而美国民族共同体建设始终受困于种族矛盾，特朗普现象折射出民粹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复杂博弈。

全球南方国家的民族共同体建设同样面临困境。拉美国家试图摆脱依附模式却陷入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交织困局；中东问题被代理人战争激化，民族矛盾与现代化进程相互纠缠；东南亚、南亚地区民族问题历史积弊深厚，资本介入可能激化矛盾。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借鉴新自由主义经验的同时，成功实现了国家发展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正向平衡，为全球南方提供了新发展模式。

中国在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作为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中国成功处理了复杂的周边民族关系，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构想展现出深远眼光。与拥有简单周边关系的美国不同，中国需要运用传统智慧与新时代思维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实践证明，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推进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不仅是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当前全球化变局下，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立足各国实际，在保持文化特性的同时寻求共同发展路径。

万里茶道: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

黄柏权 湖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二级教授

万里茶道是17世纪至20世纪初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国际商道，从福建武夷山延伸至俄罗斯圣彼得堡，全长1.4万公里。其正式形成始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并在1728年《恰克图界约》后进一步发展。这条商道不仅运输茶叶等物资，更促进了多民族的经济互通与文化交融。它不仅是一条茶叶贸易路线，更是多民族交往、经济互通与文明互鉴的纽带。

万里茶道的线路具有复杂多样性。它穿越了中国南北所有气候带，涵盖湿润、半干旱到干旱的不同气候区，跨越山地、高原、戈壁等多种地形，并串联起南方山地经济文化区、长江中下游农耕区、北方旱作区、畜牧区及西方工业经济区。这种地理与经济文化的多元性在世界历史上极为罕见。汉口作为核心集散地，将各地茶叶转运至北方及俄罗斯，带动沿线200多个城镇发展。同时，它还催生了配套服务业，如镖局、客栈等，并传播了南方的饮食文化。

作为多民族交往的纽带，万里茶道首先联通了国内大市场，促进了南北经济互补。南方茶山的茶叶运往北方蒙古族、回族等地区，满足了游牧民族的生活需求。其次，推动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通过万里茶道将南北各地的生活习俗、文化艺术、信仰礼仪等双向传播，不断融入南北各民族的生活。最后，万里茶道成为中西方文明互鉴的桥梁。茶叶传入欧洲后，改变了当地生活习惯，衍生出俄罗斯奶茶、英国下午茶，俄罗斯文学中对茶生活的描绘也与中国茶文化遥相呼应。

万里茶道的兴起和发展繁荣时期正值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期，将中国纳入全球化贸易体系。它既是国内经济大动脉，也是连接世界的文化通道。如今，中蒙俄正联合推进万里茶道申遗工作，进一步凸显其历史文化价值。这条商道见证了多民族共生共荣的历史，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启示。

纵明代广西国家治理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机制研究

任建敏 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山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研究基地副主任、《历史人类学学刊》主任编委

本研究以历史上的“壮”的身份界定与认同为例，探讨了明代国家在广西的治理实践及其对地方族群身份认同，揭示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机制中的作用。本研究阐述了明代广西治理实践中塑造族群身份与促进整合的三个核心机制：

一是国家行政逻辑下的身份形塑机制：本研究发现，明朝政府区分人群的主要依据是其与国家的关系，如是否编户入籍、承担赋役、服从征调等，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属性。“良民”与“傜僮”等标签是基于此行政逻辑划分的，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个体或群体可通过“向化”改变身份。然而，这种划分也存在模糊性和实践中的偏差。

二是社会经济层面的交互机制：研究强调了明代两广地区的“招主-佃丁”体系在促进不同人群互动、依存及身份认同建构中的关键作用。拥有土地和国家认可身份的“招主”与常被冠以“僮”或“傜”标签的佃丁之间，形成了超越纯粹经济的社会联结。通过弘治皇帝寻“国舅”等案例，揭示了当时族类身份的模糊性、阶级属性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在身份宣称和变动中的重要性。

三是军政制度的整合机制：本研究指出，明朝在广西运用了包括军事征剿、设卫所、立土司、招募与安置狼兵/耕兵等多元化的军政手段。这些措施不仅是为了维护边疆稳定，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参将-土司-兵堡”等多重控制体系，重塑地方社会结构，推动不同人群的在地化融合，并加强其对国家的向心力。

综上，明代国家通过行政、经济和军政机制的综合运用，在广西有效地将多元人群纳入统一治理体系，促进了区域内部的互动融合与对中央政权的认同。这一历史进程不仅是地方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特定区域逐步形成的关键环节，为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提供了宝贵的实例。

技术应用缘何增加基层政府人员的行政负担？基于信息流转的视角

郑跃平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

近年来，数字技术在政府部门的广泛应用本应提升效率，却意外增加了基层人员的行政负担。研究发现，这一现象的核心在于信息流转过程中的三个关键问题：载体复杂性、流转效率降低和信息质量不足，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加剧了基层工作的压力。

首先，信息流转载体日益复杂。政务系统如OA协同平台、12345热线等，功能模块不断叠加，操作规则频繁调整，迫使基层人员持续适应。例如，高校毕业审核需在系统中完成多重嵌套操作，而跨部门协作时，不同系统的兼容性问题进一步增加了操作难度。这种复杂性不仅消耗学习成本，还因技术细节（如格式校验）的机械要求，使工作人员不得不将大量精力投入合规性操作，而非实质性工作。

其次，信息流转效率因冗余节点而降低。数字化平台为规范流程，往往设置过多审核环节，形成“电子红绿灯”效应。以12345热线为例，部门间协作每个节点涉及权限认证、数据校验等程序，导致原本简单的线下沟通被拆解为碎片化流程。同时，信息质量不升反降，跨系统流转时易出现数据断层或关键信息丢失，迫使工作人员额外投入更多的时间进行纠错和补全。此外，数字化沟通取代线下交流后，信息丰度下降，线上会议难以实现即时追问和深度讨论，进一步影响决策精准度。

这三个问题相互强化：载体复杂性催生更多节点，节点增加降低效率，效率损失又加剧信息失真。研究发现，基层人员负面情绪多源于系统反复报错和信息反复确认的叠加压力。这表明，数字政府建设需重构技术逻辑，在平台设计中嵌入基层适配性原则，通过简化架构、优化节点、提升信息质量追溯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技术赋能，而非负担叠加。

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宪法文本解读

熊文钊 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教授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关系，这一表述在2018年宪法修正案中被正式确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国家民族观下的整体民族，是多元民族融合的结果，具有久远的历史传统。2018年宪法修改将“中华民族”写入宪法，是一个重要的宪法时刻。

从渊源上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独特性，这种文化连接是中华民族延续的基础。

从内容上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需处理好民族集体平等与个体平等、大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民族“自助”与“他助”、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等范畴。宪法明确各民族一律平等，但实践中仍需解决如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是否构成反向歧视等问题。民族团结需注意表述的准确性，例如将“中文系”改为“汉语言文学系”。民族互助体现为国家通过对口支援等方式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和谐”的加入使民族关系体系更加成熟。

从规范上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表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和统一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新时代的民族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持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推动民族互助、促进民族和谐。宪法序言明确这一关系已确立并将继续加强。

基于宪法在统合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关键作用，应构建以“中华民族”概念为核心的宪法民族规范体系，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宪法目标。这一理论框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从语言规范到认同凝聚：民族边境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言治理转型

张景霓 广西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民族边境地区的语言治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广西作为我国重要的边境地区，其语言治理实践具有典型性。研究发现，当前语言治理存在注重工具规范而忽视文化价值的局限性，应当向凝聚共识的方向转型。

在东兴市的调研显示，当地呈现多语言并存的复杂局面。京语正面临成为濒危语言的困境，其独特的喃字及歌曲、文本等文化遗产亟待保护。随着经济发展，普通话已成为主要交流语言，导致方言使用频率下降。

语言治理与共同体意识存在内在逻辑关联。首先，二者具有统一性，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更是促进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桥梁。其次，文化传承需要语言支撑，在边境民族地区，语言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着关键作用。当前边境地区语言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语言多样性带来的文化多元性，居民语言归属意识模糊，以及语言安全保障不足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建议从三方面着手：一是推动语言治理从单一规范向意识包容转变，完善相关政策制度；二是构建多方参与的语言安全屏障，鼓励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三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语言资源库建设和文化传播。通过构建多维度治理体系，既能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又能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

语言研究工作者应深入开展语言保护和培训工作，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领域掌握更多话语权。边境地区的语言治理需要兼顾文化价值与工具功能，通过系统性治理转型，为国家安全和文化认同提供有力支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的基本构成

张倩 武汉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法治研究院副教授、“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秘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机制可从法规体系、制度构成和机制样态三个层面构建。在法律法规体系方面，需重点推进四项工作：一是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法，其立法技术需实现促进性规范与规制性管理规范的互嵌，内容聚焦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共同繁荣发展；二是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配套机制建设，注重各部门衔接配合；三是以“两个结合”为指导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统筹国家统一与民族地区特性；四是健全公民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将铸牢意识纳入国民教育，针对不同群体设计差异化路径。

制度构成包含五方面：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以强化政治共同体，需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等四对关系；健全共同富裕制度以强化经济共同体，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健全中华现代文明制度以强化文化共同体；健全共有精神家园制度以强化社会共同体；健全生态补偿制度以强化生态共同体。

机制样态涵盖五大机制：符号机制、心理机制、示范机制、平台机制和工作机制。示范机制需注重经济融合与情感共鸣的平衡，避免当前两岸融合中重经济轻认同的倾向；平台机制应发挥各级研究基地作用；工作机制需完善组织领导、评估督导等配套措施。

明清时期治理机制演进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杨洪林 湖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院长、教授

明清时期治理机制的演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学界以往多聚焦于土司制度、卫所制度或改土归流等单一制度研究，但通过对武陵地区历史实践的考察发现，明清国家采用土司、卫所、府县等多元制度构建了差序治理格局。

这种格局的形成与明代卫所制度及移民密切相关——明初迁入武陵地区的卫所移民规模近20万人，他们与土司、府县共同构成军事、行政、土官三大系统并存的治理体系。差序治理在短期内造成空间分层和族群隔离，但长期看为民族交融积累了势能：卫所移民将南方少数民族纳入共同体发展轨道，平行社会缓解了族群接触初期的文化冲突，并通过土地分配等民间交流促进融合。明代施州地区的治理反复（州卫并存到独存卫所）印证了治理机制与民族交往的互构关系，即民族交融影响制度选择，制度又反作用于交融进程。

清雍正朝后，一体化治理机制通过裁撤卫所、改土归流得以实现，但初期仍保留土客籍差异（如学额分配），最终过渡到无差别治理。这一历史进程表明，差序治理为民族交融提供了缓冲期，而国家主导的制度变革是推动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力量，其治理智慧对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历代北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

袁刚 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北疆”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两种不同的寓意。如果以横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的天山山脉作为自然地理分界线，可将我国的新疆地区划分为“南疆”和“北疆”两个区域，“北疆”指天山山脉以北的新疆北部地区。如果站在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北疆所指则是我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北部边疆，而这个“北疆”的概念也存在着广义与狭义之分。其中，狭义的“北疆”主要指今天的内蒙古地区，广义的“北疆”则涵盖了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等中国北部边疆区域。无论从狭义还是更广义上来讲，内蒙古始终是北疆的核心区域，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呈动态变化的特征，但该地区作为农耕与游牧文明交汇带的地位从未改变。

历史上，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长期的政治交往、经济交流和文化交融，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如，匈奴政权创立的左右翼制度影响深远，直到今天，内蒙古地区的县级行政区划中仍然存在着巴林左旗、巴林右旗、乌拉特中旗、科尔沁左翼中旗、察哈尔右翼前旗等名称，毗邻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辽宁省，亦保留了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等行政区划名称，展现了各民族文化交融汇聚而成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历史延续性。柔然政权以漠北为统治中心，其可汗却采用中原王朝制度，自称皇帝并且建年号、立正朔，提出“光复中华”的政治主张，凸显其统治阶层的中华正统意识与华夏认同思想。

放眼当下，内蒙古自治区打造“北疆文化”品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历代北疆治理的政治智慧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化基础，彰显了北疆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深层价值。内蒙古师范大学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与文化传承研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交叉学科的重点方向之一，旨在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手段，深入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内在规律，剖析中华民族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结构特征和丰富内涵，系统阐释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批驳企图制造中原与边疆、汉与非汉、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二元对立的各种错误史观，维护我国文化安全。

围绕“四个与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虞崇胜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在于深刻理解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与共”理念。“四个与共”即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精准概括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内涵。“与共”不仅强调“在一起”的客观状态，更突出“不分开”的主观意志，体现了多元一体的辩证关系。

“休戚与共”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根基。中国56个民族虽风俗各异，但领土相连、经济相依、文化相通，形成“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紧密联系。“荣辱与共”承载历史维度，各民族共同书写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史，既有昭君出塞的融合佳话，也有化干戈为玉帛的团结传统。“生死与共”彰显风险担当，近代以来各民族共御外侮，用鲜血凝成命运纽带，全球化时代更需携手应对挑战。“命运与共”指向发展要求，需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既维护民族利益，又超越零和思维，推动中美等大国形成竞合共存关系。

当前需避免将“与共”简单等同于“大一统”，而应坚持多元合作、共享团结的发展路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立足本国，也要关注人类共同命运，实现两种共同体意识的有机统一。历史表明，封闭对抗只会削弱共同体，唯有开放包容才能使共同体历久弥坚。

民族共同体建设与现代化成败：基于全球历史比较的实证研究

王鹏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研究探讨了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多民族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关系，通过历史比较验证了民族共同体建设质量对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作用。在概念界定上，民族共同体被操作化为政治整合、经济互嵌、文化交融三个维度，其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特指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历史实体。研究假设民族共同体建设通过这三个维度影响现代化转型的类型、稳健性与可持续性：当三个维度均为高水平时，现代化转型成功；反之则失败。

历史比较分析显示，早期欧洲案例中，英格兰通过《权利法案》实现政治整合、工业革命推动经济互嵌、英语普及促进文化交融，成为正面典型；而法兰西等国家则是反面案例。1945年后多民族国家中，新加坡、瑞士因政治整合成功而现代化稳健，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则因民族共同体建设失败导致转型崩溃。

研究结论表明，政治整合是基础，需通过法律制度与权力共享机制保障各民族平等参与；经济互嵌是动力，依赖产业协作与资源互补缩小区域差距；文化交融是纽带，通过教育、媒体等途径构建共有精神家园。三者协同程度直接决定现代化转型的成败在政治整合方面。为此，在政治整合方面，现代国家应着力建立权力共享机制，保障各民族平等参与；在经济互鉴方面，则应深化产业协作、资源互补，缩小区域差距；而在文化交融方面，应推动文化认同与共享，构建共有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