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全球治理的几点新认识新思考

（于洪君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完善全球治理要从三个主要方面展开。第一，关于全球治理的主体、对象与目标。全球治理的主体必须是相互平等的主权国家和主权国家共同建立的国际组织，或者是各国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国际性或者地区性的协商机构与平台；全球治理的客体必须是已经影响或者将要影响整个人类社会，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单独解决的共同性问题；全球治理的目标是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国际关系公平正义、世界秩序健康稳定。第二，关于国家治理、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对接与统一。全球治理要解决的共同性风险和挑战，同时也应是每一个国家在发展和安全两大领域面临的首要问题；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参与全球治理必须首先把本国的事情办好。第三，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原则、路径与时代意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首先要把自己的事办好，要优先解决好自身的发展与安全问题；其次在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坚定不移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同时毫不动摇的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而奋斗，努力实现二者的有机衔接与统一；最后中国将矢志不移以自身现代化发展的优异成果为全球治理添砖加瓦，将坚持不懈地推动各种区域性问题的解决，为全球治理赋能助力，将高度负责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完善创新，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与共。

从权宜之计（Modus Vivendi）到全球人类共同体

（Thomas Poogge 耶鲁大学讲席教授）

权宜之计的模式是当下全球治理的模式，它遵循去中心化的准则，是一种比较谨慎的模式。权宜之计是通过利益、权力的变化展现的，一方的权力增加或者减少会同更有权力的一方重新进行协商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权宜之计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军事实力比较强的国家更希望全球的环境是敌对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更加获利，因而一些国家常常会采取各种手段来实现这种目的，从长期来看这是非常危险的。人类需要走出权宜之计，需要找到方法达成一个基于价值的去中心化的联盟，当走出权宜之计，军事实力不再是国家影响力最重要的因素，国家可以根据自身的价值观自由地组织，并且与全球共享价值观一致。在后权宜之计的世界中，不再有经济的不平等和政治的主宰，会出现新的全球机构，这些机构的官员致力于人类共有的价值观和原则，他们忠于全人类，而不是只忠于他们的所在国。后权宜之计世界的建构需要一个逐步的过程，使其能替换现有的全球规则和框架，能真正反映出国家权力变化，能真正表达出人类共同致力于的基本正义和全人类福祉。重要的是，后权宜之计的世界首先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其次是建立国际信任，建构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全球公共话语体系；最后是必须要有内部的文化引导去真正替换当下权宜之计的思维模式。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与经济合作

（苏格：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委会会长、前驻外大使）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与经济合作从两个问题展开。第一，关于全球治理的结构性问题和改革的必要性。国际社会中没有一个具有中央权力的世界政府予以有效管理或者实施政令，这严重影响了全球治理的效果；西方大国在贸易争端、气候变化、疾病防止、粮食安全、跨国安全等诸多领域一直占有全球治理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而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治理体系的外围或者边缘，尽管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的崛起使自身国际话语权得到一定的提升，但是还不够。第二，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机遇问题。世界变化与中国自身的发展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一是全球问题的日益凸显；二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可以凭借自身的经济发展来提振国际经济发展，推进发展方式的变革，而且还可以通过国际合作来创新全球治理体系，重塑全球经济秩序；三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行动更加自觉；四是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实现社会更加平衡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疫情终将会过去，只要国际社会齐心协力，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开展全球联防联控，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人类一定可以经受住疫情带来的考验和洗礼，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实践也必将迈出更大的步伐。

百年变局中的印太布局

（翁诗杰：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

近一段时间以来，印太地区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这与印太地区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丰厚的资源优势有关。着眼当前印太地区的局势演变，中国如果能够因地制宜地发挥自身软实力，不难使印太地区整个布局成为优势。中国的布局应当从深耕命运共同体平台和产能抓手导向这两方面着手。深耕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要做到礼节性的互访或者官方层面的互动，更多的资源还应该专注在社会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层面，中国要真正发挥软实力。同时，如何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拥有能量是最重要的。中国应充分发挥自身经验，以产能和资源作为合作和分享的抓手，积极在东盟地区寻求合作平台作为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试点，让合作的项目不仅惠及当地的官方或者执政党，而且能够惠及实体企业和民间的各个阶层。中国可以考虑通过与东道国产、学、研各界进行合作，以中方的科技产能为基础，打造所在地的品牌，贯彻“中国智造”的方略，助力东道国科技创新。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治理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国务院参事）

21世纪的全球治理进入到4.0阶段，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原有的多边国家治理机制需要与时俱进。当前，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落后于全球治理实践。全球治理面临的时代困境，究其根本在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与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存在一定脱节和矛盾，导致既有治理机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还限制了既有机制的改革完善和新型全球治理机制创新创建。中国正面临地缘政治的冲击和修昔底德陷阱以及金德尔伯格陷阱，如何重振全球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在加强“一带一路”的多边合作机制方面，可以从提供“一带一路”多边化、机制化发展技术支持，搭建组织架构和决策管理的多边机制，拓展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合作对象，共同拓展第三方市场，加强和重点国家在“一带一路”层面的合作，加强中美合作等方面展开。在“一带一路”企业如何更好地合作方面，可以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企业联盟，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等方面展开。在加强中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可以通过本地化投资、金融资本组团投资、经济外交、互相合作、加强省级政府沟通、智库交流、扩展沟通渠道等方面展开。

百年变局下的中美博弈与中国地缘环境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百年变局确实在发生，它的核心是由西方主导逐渐走向东西方平衡，即东升西降，“东升”中关键因素是中国，中国是百年变局中的一个主要质变量。美国和西方部分国家作为现有秩序的既得利益集团组成国，他们对中国作为现状的改变者持遏制态度。中美进入长期博弈阶段，矛盾根源是美国把中国崛起当成挑战，而非合作的机会。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受到了中美关系恶化的影响，环中国周边国家所受影响较小，欧洲和中国的关系走向复杂化。以中国为中心顺时针走一圈，中国和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亚国家除了与日本、印度的关系不太友好，与其他国家关系都很融洽。中国和老欧洲包括德国、法国关系融洽，和新欧洲有一些矛盾，当前矛盾比较突出的是立陶宛、捷克。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关系融洽。

在当前背景下中国的应对之道是什么？一是要把内部的事情做好，只有我们自己能够击败自己，中国的内部问题一定要控制好；二是高科技和高端产业要做好，这也是中美竞争的焦点；三是控制好矛盾，中美关系现在矛盾比较突出，竞争性比较强，必须充分理解拜登总统的“竞争但不冲突”；四是为全球治理做更多的贡献，在国际上广交友、不树敌，从而赢得人心。

全球治理变局中的地缘政治格局重构与功能重塑

（欧阳康：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

通过对地缘政治的概念及其历史演进逻辑的考察，可以发现地缘政治是人类文明多元化的自然表现，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地缘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和突出，它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镜子，反映人类社会进步的曲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地缘政治产生了非常突出的特点。对地缘的认识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总量的差距变大，资源竞争问题尤为突出，信息化程度的差异以及国家安全问题凸显。由于种种主动的、被动的、积极的、消极的因素渗入到原有地缘政治的格局中，世界各国地缘政治开始被重塑，这种重塑成为当前全球治理中的一个个杠杆和局部冲突的导火索，而且局部冲突可能引发全局的变动。

面对正被重塑的地缘政治，我们需要统筹两个大局中的中国地缘政治战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做好中国国内的事情是处理好全部国际问题的关键；第二，处理好周边外交的问题；第三，处理好发展中国家外交的问题；第四，在以上基础上处理好大国关系；最后，地缘政治应对战略中，既要有大谋略，更重要的是进行地区对地区、行业对行业的合作与帮助，这些方面需要做出非常细致的、智慧的谋划，尤其要注意到地缘政治战略实施中所在国的差异性，千万不能用统一的模式应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行业。

百年大变局下的中东乱局和中国的治理理念

（吴思科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交部原驻外大使）

当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堪称世界百年大变局的风向标。中东国家根据这些年的经历痛定思痛，认为在本国强推西式民主遇到水土不服，通过宗教复兴的方式实现振兴也不灵验。因此，当前各个中东国家还正在艰难地探索符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总体来看，这些国家过去一直向东看，现在则是向东走，借鉴不同的发展模式，对接“一带一路”建设也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选项。

中东地区是全球治理中很重要的方面，中国参与中东地区治理的经验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值得回顾和总结。总结归纳就是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点是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倡导综合治理；第二点是坚持公平正义，支持热点问题的公正解决；第三点是捍卫多边主义，主张求同存异。中国的理念和主张始终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同时，中国参与中东地区治理、发展所作的贡献也赢得了中东包括西亚一些国家的广泛赞誉，他们与中国守望相助，在关乎中国利益的问题上为中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并欢迎中国在中东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新时期，中国同中东地区战略关系的发展，需要不断地巩固基础，也需要不断地增添新的活力，在携手参与全球治理中需要相互合作，使双边关系的提升有更广阔的前景。

中美博弈：历史、现在与未来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当前中美由于领导人刚结束视频会晤关系短期转暖，但美国对中国遏制的策略不会停止。中国已经破灭了美国三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即改变中国的体制，对中国“合作、竞争、对抗”三线分离，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新中国自建立以来，受到的最大的外部影响因素就是美国，当前中美博弈进入了“相持期”，美国对中国前面的四轮攻势，即军事攻势、意识形态攻势、经济攻势和多元攻势，都已经被中国成功化解。在化解之后，中国经济实力呈现出赶超甚至超越美国的态势，中美真正成为同一量级的博弈对手。客观来看，中国虽然对美国有超越的方面，但也有和美国存在差距的方面。当然，美国的霸权护持进程是难以为继的。关于中美未来的博弈，美国对中国崛起产生的反应已经从战略层面转化为实质性领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须相信有识之士的终极战略理性；中美关系虽有止跌迹象，但分歧和对立仍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中美双方加强合作的关键是要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妥善管控，坚持求同存异。

中美未来的竞争是全球治理的竞争，具体是为解决全球发展困境的竞争、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竞争、为推动全球技术革新的竞争。中国要超越自我、不自乱的同时，未来十年须抓住本国的“超越效应”和“经济第一的溢价效应”。 中国崛起是一场“持久战”，仍要走新长征路。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西方文明危机与中国新外交趋势

（Evandro Menezes de Carvalho 巴西瓦加斯基金法学院国际法教授，巴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坎坷，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消除绝对贫困，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力争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因此，中国对于全球治理能够贡献出中国智慧，但西方人士却误读为中国政府要将其制度输出到其他国家。中国不断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始终拥护国际组织、国际法以及国际关系民主化，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尊重每个国家价值观的多样性，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西方反而不断用捍卫民主或其他不同的借口来干预他国。

资本主义政权总认为利用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是满足整个社会的利益的最好办法。他们缺乏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的文化和智慧，总是以二元的方式来构建关系、理解世界，中国的方式是做加法，相反的两极极其矛盾，但又可以很好地整合实现统一。党和政府鼓励人民更多元地参与政治生活，中国的政治体制本身就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为中心，还包括直接和间接的民主选举、横向和纵向的监督机制，大大增加了政府机构决策的有效性，比很多西方国家更有民主性和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承诺就是权力为人民行使，而人民也不是少数的私人团体，这是中国整个政治进程的明确方向。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主仅仅使1%的人口受益，而且是以损害99%的人的利益为代价，这才是专制政权的典型特征，他们并没有他们所说的民主。

拜登任内中美博弈新态势

（王鸿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美博弈尤其是拜登政府上台后10个月间中美关系的新变化对全球治理产生了三个方面影响。其一，中美之间的战略沟通渠道正在缓慢重建，这对全球治理而言是一个相对利好的信号。拜登政府和中方都希望中美之间可以保持有效的对话机制。本次元首视频通话就是对此前中美沟通的确认和升华，也是中美恢复战略对话的重要标志。其二，构建中美关系的新框架已成为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甚至是中美关系中最关键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中美谋求构建新框架的过程也是全球治理构建新框架的过程。习近平主席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中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新框架的三点原则，即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应该成为全球治理新框架的基本原则。其三，未来的中美关系仍旧充满一系列的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这也预示着未来的全球治理不会一帆风顺。基于此前十多年中美互动的时间规律，我们要对2022年以及未来更远的中美关系走向判断持谨慎态度，并持续关注未来中美关系的不确性如何影响全球治理这一重大问题。

非洲地缘政治演变及发展与安全治理的中国参与

（刘鸿武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教授）

非洲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边缘化是趋势，但是“南南合作”给非洲大陆带来了新的希望。过去二三十年，中国试图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寻求一种稳定的战略合作框架，从制度上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地缘政治中长期积贫积弱的局面，表明弱国也有外交。中非合作是改变全球地缘政治的关键窗口，具有重大意义：其一，中非合作使得近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最不发达的国家日趋边缘化、破碎化的趋势得到扭转，非洲有可能通过另外一种全球战略关系改变自身战略地位、重新成为全球合作的伙伴。其二，中非合作为中国新的国家形象塑造带来了新的机遇，一系列中国外交战略证明，中国正在全球范围内通过自身的发展实践，努力重塑全球地缘政治的新涵义，即地缘政治不应是全球大国争夺的工具，而应该是发挥各自不同地缘优势、原有发展优势、建立新发展结构的工具。其三，中非合作在某种意义上是未来全球大国治理需要协调的内容，发展中国家应放下成见，在“一带一路”合作中与中国相向而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能够从根本上拗动地缘政治版图

（贾文山 山东大学（威海）特聘教授）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是人类同种同类、相互依赖、命运与共，需要同舟共济、共创未来，这一理论体系基本的组成部分有理论层面的责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系的基本特征是多源性、创新性和超越性。

当前，解构西方地缘政治版图的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能够揭示西方“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制度的虚伪性，使其合法性殆尽；其次要能够使其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失去合法性；再次要能够使五眼联盟、澳英美协议、印太四国联盟和民主峰会显露其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从而失去存在的合法性；最终中国引领的“一带一路”会与西方版的一带一路（B3W）汇合，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论体系值得深入挖掘。国内学界和智库应继续深入研究，并且要和“一带一路”相似的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够在未来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推动人类从西方权宜之计的妥协模式中走出来，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模式。

全球治理与合作——和平发展的基础

（Rudolf Scharping 德国和欧洲社会民主党原主席，德国原国防部长，德国鲁道夫·沙尔平战略咨询交流股份公司总裁）

当前在西方的诸多论调中被忽略的问题应获得足够重视：一方面可以看到的挑战有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即核武器的扩散、饥饿、难民潮以及恐怖主义；另一方面的挑战是各国政府之间的国际理解与合作，即全球治理。

气候变化是当前面临的重大全球性挑战，它需要全球协力解决。在所有冲突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人类共同生存的问题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共同携手才能更好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同时，也要强调和强化国际组织的力量，积极地倡导进一步合作，真正发挥国际组织的力量。疫情是当前面临的另一项重大全球性挑战，在国际的措施、政策以及决策等方面我们都需要携手合作，才能够控制全球疫情，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更多国家需要积极参与到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工作中。

人类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涉及全球共同利益的问题需要携手合作，共同地强化国际组织的合作，必要时也需要不断推进国际组织的机制变革，提高效率和透明度，提高决策可行度和效力。我们共同的生活以及下一代的未来都取决于当下的行动！

全球治理的新动向及思考

（吴洪英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金砖暨G20研究中心主任）

当前，全球治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新动向：第一个是多边主义共识上升。主要有三个共识——全球治理成为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刚性需求、多边主义是有效的工具以及联合国的核心地位重新被高度认可。第二个是全球治理体系逐渐恢复正常。第三个是新兴多边治理机制渐显活力。第四个和第五个新动向分别是全球治理能力有所恢复和逆全球化浪潮在这种情况下遭到局部逆转。同时，全球治理也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严重的新冠疫情仍是全球治理面临的最大的现实危机；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治理面临的最严峻的根本性挑战；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是全球治理面临的最直接的挑战；地区动荡与冲突仍是影响全球治理的不利因素。

人类正处于一个大危机与大机遇并存的时代，相信在全人类尤其是在大国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将会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最终达到全人类安全、经济繁荣、社会和睦、民心相通、绿色、团结的伟大目标。

大国竞赛与国际秩序前景：权力结构与观念建构

（Alkhalloufi Toumert 外交学院国际教育合作项目主任、高级讲师）

地缘政治在大国之间已经从武装和经济冲突的形态转变为一种竞争的方式。这种竞争在国家之间发生巨大的变化，且在未来会持续进行，它会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和新的权力结构。因此，我们不能再用简单的对政治的理解来解释，面对更加复杂的环境，需要构建新的对未来采取行动的观念。竞争和冷战的区别在于冷战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问题，是一方联盟和另一方联盟为敌的战争状态，而如今我们可以抛开意识形态共同地去实现发展。

我们应用全新的视角去关注这些问题，跨越地缘政治的边界，进入到全球领域，需要将目光转变到网络空间的独一无二性以及外太空等新的领域。实际上，大国之间的较量已经转移到了外太空和网络空间这些全新的领域。竞争本身这个词汇就是非常复杂的，它当然可以导致冲突。为了更好地去理解如何降低这样的冲突，要超越从前的概念，运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网络空间等全新的工具，同时注意不能触碰红线。

未来十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进及全球治理的优化

（周晓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原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未来十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首次超过发达国家，这已经成为未来全球经济格局演进的一个基本趋势，而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和标志性事件就是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同时，随着这一进程，全球政治战略格局也必然发生变化，朝着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但是政治战略格局演进的进程和决定因素相对复杂，因而不会与经济格局演进的进程同步，甚至会大幅滞后。因此，国际政治战略格局在经济格局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后，仍会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一超多强”的既有格局，并沿着多极化方向发展。

在此基础上，优化全球治理有以下四个方面：首先，要维护二战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这是继续维持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制度基础与体制保障；其次，要加强区域合作包括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政治安全战略合作，以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与地位；再次，要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建设，以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优化全球治理提供更加稳定的基础；最后，坚持朝着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推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发展，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改革优化全球的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

后疫情时代中国的亚太地缘政治挑战

（许庆琦 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中国称为美国“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因为中国是唯一在经济、外交、军事方面能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国家，所以美国认为世界按照自身意愿发展并反映美国价值观的进程受到威胁。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其全球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区域，并开始介入南海争议，其后又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扩大对中国全方位的围堵。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是维持其全球霸主地位的关键所在，而南海成为中美亚太地缘政治竞争的焦点和中美博弈的关键战场。

中国要有效应对后疫情时代的亚太地缘政治挑战，破解美国亚太战略从区域到经济、军事、外交、科技等领域的全方位围堵，就必须先解决南海问题。面对旷日持久的南海争端，中国需要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下，与南海周边国家共建南海命运共同体，坚决排除南海域外势力，在公平、合理、共建、共享的精神下，化解南海海域纷争，有序合作，开放海洋资源，共同解决南海生态污染等问题。同时，中国与东盟国家山水相邻、人文价值相近、经济关系密切、产能合作高度融合。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落实下，中国与东盟也将进一步扩大合作，通过积极打造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对彼此的了解，建立长久和可持续的政治互信，而可持续的政治互信正是维持国与国之间良好关系的可靠基石。

权力与天堂：大国政治世界中的中欧关系

（Vasillis Trigkas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欧盟虽然是全球治理中一个有能力的参与者，却是地缘政治上的“矮子”，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改变。就当前的国际体系结构而言，在综合国力上中国、美国是两个重要的级，过去欧盟的物质力量虽然强大，但是它的政治并未一体化，造成综合实力难以评估，而现在欧盟构成了重要的经济、技术、产业和规范的集点。如果欧盟进一步一体化，那么欧盟未来几十年都将在国际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影响这个体系的积极性。

在中美两级体系中欧洲的战略灵活性远远高于美苏冷战时期，欧洲无论是与中国还是与美国，在安全、利益等多重因素的衡量取舍中都难以真正形成战略可信性。中国必须通过理解这种战略灵活性把握战略机遇。欧洲国家结盟的目的是制衡对自己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而不一定是制衡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而威胁在一定程度上由战略行为决定。因此，中国要实现与欧洲关系的发展需要政治领导，而政治领导必须建立在审慎的外交基础之上，跟欧洲保持适当的接触，这将对中欧关系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拜登政府南海政策的潜在矛盾

（傅崐成：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南海是东南亚地区非常重要的半闭海，它虽然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保护义务和责任，但缺少有效的法律安排。拜登政府在南海问题上正在努力尝试改变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由于美国国内对特朗普的呼声造成一定阻碍，但是这种改变的需求现实存在。

对于南海地区，美国有自身的国家利益、地缘定位以及与邻国的经济利益。因此，在南海政策变化的需求基础上，拜登政府需要直面两个矛盾：第一，是否承认“中国南海地区”概念。拜登政府针对南海地区的一些政策、行为部分依托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3条关于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的规定，这一规定应该且需要相互协调安排、补强法律制度。如果拜登政府要承认“中国南海地区”，那么中国作为南海地区最大的成员，应当成为主导者和领导者，美国作为域外国家，只能被邀请享有相应的权力与义务。如果拜登政府继续保留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不承认“中国南海地区”，那么极有可能造成其他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的不满，他们也不会愿意放弃在中国南海这样的半闭海中的权力和相关利益。第二，是否要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的保守派拒绝加入，他们认为该《公约》会侵害美国的主权与利益尤其是在深海方面的主权与利益，同时也会损害美国的海洋优势。拜登政府是理性的保守派政府，他们的南海政策有不少局限，南海半闭海必然会继续推进，并在地区内构建合理的行为准则。

澳门特区在中国地战略谋划中的研究作用

（叶桂平 澳门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教授）

地缘战略是一个国家基于本国地理因素、政治定位和综合实力而制定的对外战略，它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自身发展的需求作出调整。当前，中国地缘战略的重点有四个方面：第一，最重要的是重塑中国地缘经济的新模式。第二，军事是重中之重，军事力量是保障地缘战略实施的坚实后盾。第三，妥善处理好周边国家的热点问题，尽可能掌握周边国家的动态。第四，要时常警惕颜色革命蔓延到中国来，未雨绸缪地在国家安全上做好部署，更好地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

澳门特区在中国地缘战略中能做出的贡献有以下几点：一是澳门特区对外关系的拓展必须要紧密围绕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大框架；二是要发挥澳门在经贸合作领导、文化传播领域的优势，以侨为桥来服务国家“一带一路”的建设；三是借助国家给予澳门的商贸服务平台的定位呼应国家在经贸、能源产业方面的供给侧管理；四是要通过澳门的融资租赁平台更好地把他国资源引入我国；五是要更好地服务国家的双循环战略；六是要维护国家安全，使澳门成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让“一国两制”的事业行稳致远。

基于多文化背景的全球治理和地缘政治战略

（Dan Chitoiu：罗马尼亚亚历山德鲁伊万库扎大学哲学系教授）

全球治理和地缘政治必须要在多文化的视角下探讨，完全依靠大数据作出的推测与决策具有缺陷，因为数据运用局限于研究主体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忽视了不同文化的差异，所以全球治理和地缘政治规划要有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意识。文化适应包括跨文化中的情感遇见、情感开放与学习。

情感遇见的意义在于不同国家的人在共情中拥有理解不同文化的能力。因为完全依靠数据研究缺乏不同文化的切身体会，进而缺乏情感遇见的能力，所以对于全球治理应由真实的遇见和交互实现。地缘政治的策略必须注重多元的文化背景，不能理解一个共同体中的情感和文化因素就无法真正融入其中。那么，如何解码一种文化？一方面，要有能够预测一种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及其影响的能力；另一方面，如果要建立国际的桥梁进而互相信任、互相理解，就需要建设相关的教育，培养有能力、掌握文化复杂性的沟通者。在遇见和开放中能够感受到其他文化的魅力，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

欧盟的地缘政治雄心

（张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欧洲所所长）

近年来，欧盟对地缘政治、战略自主的讨论愈加频繁。欧盟逐渐重视地缘政治的原因在于世界形势的根本变化。首先，欧盟意识到长期重视经济而忽视政治发展导致自身在全球大国的博弈中力不从心。其次，欧美纷争的加剧使欧盟依靠美国的政治环境被打破。再次，欧盟同俄罗斯的关系更加僵化。最后，中美博弈对全球地缘政治的影响增强。

欧盟的地缘政治雄心如何实现？一是推进战略自主，即整合欧盟内部的各项资源；二是打造地缘政治的工具箱，如完善贸易保护政策、投资审查等；三是用一个声音说话，一体化是欧洲近年来发展的目标。事实上，欧盟实现地缘政治发展的前景不容乐观。一方面，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欧盟的一体化很难推进，它的机制缺陷是结构性问题，欧盟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机制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欧盟能否真正实现战略自主，在于如何处理同美国的关系，欧盟很难摆脱美国的控制。欧盟的政策对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有着极大影响，未来欧盟能否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影响着全球治理和全球真正多边主义合作体的形成与发展。

地缘政治和全球治理的当前趋势：去全球化及其分歧

（Tim Summers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对于去全球化的理解是建立在对全球化的理解基础之上，全球化是多维度的，既包括社会、经济问题，也包括全球秩序、意识形态以及自由与民主等问题。全球化是一种“中介”力量，它使新的崛起成为可能。比如通过跨国公司提供的平台和外包劳动力能使发展中或者最不发达国家获得一定生存与发展机会。当然，全球化中自由开放的国际关系一方面为长期和平提供可能，另一方面也为全球治理带来新挑战，我们需将全球化的力量转化到正确的方向上。

去全球化的分歧在于两个重叠的国际秩序。两种国际秩序自身内部相对开放但彼此间却相互封闭，一种由美国主导，是自由国际秩序的简化版本，另一种是由欧洲主导的具有独裁性的国际自由主义秩序，它强调国家对发展和主权的主导。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敌视愈演愈烈，但是于美国而言许多变化来自西方国家而非中国，同样对自由秩序和全球化的阻碍也来自西方而非中国。因此，如果存在两个国际秩序，那么选择必定是由西方国家而非中国做出。这不是中国崛起后造成西方国家不安或者恐惧的结果，而是权力的重新分配，西方国家需要接受并适应这样一个新的时代，而非遏制或指责中国。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脉络及其经验启示

（张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脉络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1年，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被排斥和封锁；第二个阶段是从重返联合国到2008年，中国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适应者和学习者；第三个阶段是从十八大到“十三五”之间，中国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贡献者；第四个阶段是从2020年以来，中国不仅是参与者，还成为引领者、实践者。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义和经验主要有五点：第一，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诠释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同时也维护了国家利益，建构出全新的国际环境。第二，参与全球治理与改革开放相辅相成，改革开放使中国综合国力提升，从世界边缘逐渐走向中央，话语权全面提升。第三，中国在重要的国际场合不断地声明中国是全球治理的建设者、参与者。第四，深度融入国际社会，建立了全面的关系网络。第五，未来全球治理面临多方面外部压力，一系列的外交新形势表明未来中国参与国际治理也面临新的挑战。

中国未来参与全球治理关键是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国要从理论的高度全面阐释自身全球治理观；要让世界和国际社会广泛地与中国凝聚共识、增强互信；要重视G20平台；要积极处理好大国关系；要在有关绿色和新能源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在自身建设比如全球治理人才储备的方面发力；要协调好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葡语国家地缘政治

（Francisco José Bernardino da Silva Leandro 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

对于地缘政治的研究是关于联接的研究，包括国家共同利益和国际网络的建构等。葡语国家共同体（CPLP）不但是一个语言的共同体，而且有海域相连，它在世界海域和经济、贸易以及消费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葡语共同体越来越重要，已经成为中国地缘战略中的重要部分，中国需要给予葡语国家更多的关注和期望。中国和葡语国家共同体的关系不管是双边关系还是相关协议的签署，还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都越来越重要。从葡语国家的角度来看，葡语国家共同体关切的国家发展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协同一致。在具体的倡议项目对接中，葡语国家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联系更加紧密。

葡语国家共同体是中国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从地缘经济的角度看，一个新的、持续的葡语国家共同体的扩大和“一带一路”倡议在葡语国家共同体中的进一步发展，会使葡语国家共同体与中方的关系在未来与过去和当下不尽相同。葡语国家共同体不应该被忽视，未来地缘经济的条件能够增加葡语国家共同体和中国之间的合作。

共情文化：地缘政治发展的文化根基

（虞崇胜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地缘政治背后蕴含着文化问题。共情文化是地缘政治发展的根基，在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共情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概念，是在心理学基础上延伸出来的社会心理文化。简单地说，共情文化就是基于共情所形成的心理问题形式。共情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具有开放性、适应性、交互性、代入性和非线性的特点。地缘政治和共情文化有三重关系：一是共情文化有利于聚合不同的文明，有利于消弭不同文明的隔阂，二是共情文化有利于搁置狭隘民族主义的蔓延，三是共情文化有利于避免和缓解地缘危机。

如何发挥共情文化在地缘文化中的作用呢？一是发挥共情文化的共识精神，为地缘政治发展凝聚起共识的前提。二是发扬共情文化中的共处的精神，为地缘政治发展创造共处的关系。三是发扬共情文化中的共赢的精神，大家共同来经营、大家共同来发展，为地缘政治发展创造共赢的局面。四是通过共情文化为地缘政治发展创造共赢的场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是共情文化追求的地缘政治发展的远景。

印太战略的“阿基里斯之踵”与中国 “海防塞防”困境破局——一个情形分析

（王鹏 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在印太战略背景下，中国当前面临东南沿海和西南边疆两个方面日益迫切的安全威胁，我们称之为新“海防塞防”之争，而中国要缓解在“海防塞防”的困境，必须跳出对西南安抚维稳的思维定势。在海防方面，中国面临的军事压力增大，东海钓鱼岛、南海的主权争端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在不断上升。在塞防方面，印度借势美国印太战略，对我们构成更为迫切的威胁。在此基础上，中国应以东南为主、西南为辅，在战略上安抚印度，降低它深度卷入美国印太战略从侧翼打击中国的可能。当然，根据历史经验印度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的可能性较小，中国必须通过恰当的策略降低其威胁。同时，欧亚大陆的“两条线”与“一大片”，有两个可喜的方面。一方面，围绕阿富汗的问题，有两个环阿富汗的六个国家的外长会议，如果未来中国可以出头做成一个机制，把环阿富汗问题制度化，在北线上可以进行上合组织的重组与扩容。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南线的机制，当前伊朗正式申请加入上合组织成为正式成员并有望正式加入。

毛主席的著作告诉我们，慎重初战、慎重决战。一个真正的大国不能把国运赌在一场战争上，在决战之前要做充分的准备，要尽可能去削弱敌人，要确保决战即胜。我们不能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要善于用矛盾激化矛盾、用矛盾转移矛盾、用矛盾解决矛盾。要通过顺应局势利用契机整合中亚、西亚的“两条线”、“一大片”，从而转移印太和台海的压力，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创造有利的地缘环境。

地缘政治因素与全球治理：中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印记

（Yoro DIALLA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法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是撰写中国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篇章的重要，他支持多边主义的倡议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他也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贡献。

5月19日，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主持安理会的视频会议，会议公开辩论主题就是非洲和平与安全，目的就是请国际社会帮助非洲去应对它所面临的新冠疫情的严峻挑战。他阐述了中国的四点建议：一是帮助非洲消除新冠疫情的健康差距，二是帮助非洲解决和平赤字问题，三是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对非洲国家事务的无理干涉，四是帮助非洲纠正全球治理中的不公正的现象。接着，他总结了中国近年来对非洲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中国已经建成了1万多公里的公路、6千多公里的铁路、数百个机场、港口和发电厂以及130多个医院、45个体育场馆、170多所学校，超过2.1万名卫生工作者被派往非洲治疗将近2亿的患者，中国决心为非洲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主要的项目和倡议包括“一带一路”的倡议，将非洲与中国的合作推上了更高的水平。

新冷战的概念之争

（吴畏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助理）

新冷战是目前关于中美关系讨论的非常热的话题，问题是在于“新”字，为什么作为描述苏美关系的历史事实的“冷战”概念可以被借用并转化为描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美关系，以及未来构型的“新冷战”概念。这个概念背后的逻辑，包括目前中美之间，美方的定义不叫新冷战，而叫——竞争。可分为三个部分来进行讨论：新冷战集体记忆错觉，新冷战历史类比误区，竞争共同话语何在。

新冷战集体记忆错觉。这是《环球时报》2020年7月7日提出了一个概念—— “新冷战”。集体记忆这个词国内很少学者用，这是关于话语体系的分析。集体记忆有一个特征是首要性，第一次出现一定是记忆最深刻的。关于新冷战的历史类比，有五个特征以及问题。再者，如果我们用新冷战来说明美中关系，会产生四个方面的误导性：动机偏见、框定效应、历史偏见以及独立变量。竞争话语有没有共同的可能性？“多边秩序主义”这样一个概念可以被设想为共同话语的形成机制。一个是竞争的单边主义，一个是合作性竞争。从逻辑上来讲，所有竞争中间，良性、恶性和中性不好做评价，而且永远不可能有一种事物只会朝良性发展。中美之所以走到现在，正是因为有一个人类共同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的互构性。

百年大变局与 21 世纪的多边主义

（史志钦 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百年大变局与 21 世纪的多边主义，可以从多边主义的成就、全球挑战对多边主义的冲击、21世纪多边主义的发展方向、中国对多边主义的理解这四个方面来阐述。

多边主义取得的一些成就有以下四点：第一，多边主义合作理念深入人心；第二，多边主义机构在不断发展壮大；第三，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多边主义成为一个重要抓手。全球新兴问题对多边主义形成冲击主要体现为：全球秩序危机叠加，多边主义面临治理失灵的风险；全球经济发展持续低迷，多边主义面临一些基础不稳的困境；全球保守极化思潮，使多边主义理念遭受冲击；全球性危机下，多边主义面临一些挑战。从21世纪发展方向来说，多边主义大概有这样几个趋势：多边主义必须以全球和人类命运共的视角出发；多边主义必须坚持更加包容平等的理念；要在维护联合国权威的前提之下，通过法治建设建立更有约束力的多边机构；多边主义应该与时俱进。21世纪中国推出多边主义的破局方案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强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全球多边主义；以“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合作平台和抓手，来丰富多边主义实践；继续支持现阶段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包容性多边机构，维护多边主义权威；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调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和责任，促进多边主义有效发挥。

环孟加拉湾地区的地缘政治特征与我国的应对

（戴永红：深圳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院特聘教授）

地缘政治经济特征对环孟加拉湾地区当中利益相关方的安全战略博弈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地缘政治经济特征。环孟加拉湾地区的地缘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可以概括为两国连三亚、一湾望两峡、一环结两洋。从稀缺与效率的角度来看未来大国博弈将基本上围绕这个区域展开，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一个变局是世界经济重心已经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印泰地区，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看好印泰地区的主要原因。要想破除美国在印泰地区的围堵，就要建设中国的三湾走廊，更加注重环孟加拉湾地区的重要性。第二，在安全博弈下的利益相关方，分属域内域外的国家在安全领域有什么样的博弈。第三，域内和域外国家由于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并且这些利益是重叠或是交织在一起的，在利益纠结下，战略国又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第四政策应对。中国要厚积薄发，全局联动，淡定从容，静观变局，繁荣周边，注重发挥东盟的中心地位作用，冷静看待美国的对华强硬。

大国竞争加剧下的中小国家战略选择：以东南亚国家为例

（查雯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以东南亚国家为例来看大国竞争加剧背景下的中小国家战略选择。后冷战时期，亚太地区多数中小国家采取的“两面下注”的做法，同时学界也开始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一定反思，并逐渐超越了比较传统的理论概括，创造出了很多新概念。其中，“对冲”概念在近些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使用和认可。马来西亚学者郭清水对“对冲”概念的定义是指在不确定性高和风险高的情况下，国家为了抵消风险采取了不同政策选择。

一方面在中美竞争加剧背景下，中小国家战略选择、战略空间到底有没有被挤压？外交自主性有没有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冲延续的条件是什么？关于这两个问题的两个结论是：第一，大国竞争加剧会减小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压缩空间，但是并不一定会影响实现国家利益的能力；第二，对冲延续不延续不仅取决于体系因素，同时还取决于中小国家政府执政能力。关于从2016年以来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出现明显的上升观点的，应当看到这是由中小国家的国内政治中的很多偶然因素造成的，现在还不能下定论，我们要做的是继续关注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预防其对华政策的反转。

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治理

（林宏宇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一带一路”是习主席在面向全球格局下的总体设计，同时包括两翼：“金砖”和“上合组织”。这两个组织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能够发挥独特影响力的机制，是中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对未来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机制。金砖国家是未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对于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治理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一种超包容的多边主义，是对全球治理领域求同存异实践的一种超现实支撑。第二，“金砖+”的机制探索为全球治理机制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了这样“+”的平台，金砖机制更富有活力。第三，从“金砖+”到“中国+”，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将“金砖+”概念进一步深化，变成“中国+”，“金砖+”的抓手更多应由中国去入手，让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未来中国独特的治理模式，中国独特的观念，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将进入新时代。中国已经到了这一节点，中国具备了未来从“金砖+”到“中国+”转变的实力。最后，从习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与拜登进行对话时候的背景图可以看出中国未来参与全球治理的信心。

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格拉斯哥）关键成果解读

（孙永平 湖北经济学院低碳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

对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格拉斯哥）的关键成果——《格拉斯哥气候公约》的解读主要从要点、COP26场外承诺和总结三个部分展开。《格拉斯哥气候公约》概括起来有6个要点，而气候变化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减缓，“减缓”主要是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二是适应，“适应”是指气候变化有很长的惰性期，即便人类不排放二氧化碳，升温持续也要100年左右，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去适应这种变化。“适应”是科学性和紧迫性的，也是目前亟待重视的。COP和CMA，在2014年发达国家就承诺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和调动1000亿目标，提供和调动包括房地产、公众的、私人的、财政的多方面的目标，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实现。希望发达国家在2050年前能兑现这1000亿的目标，同时也需要强调透明度，要有非常清晰的信息披露，包括特别提款权。

气候变化对气候脆弱性国家、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带来的损害可能很大，但他们本身的碳排放是很少的，从历史责任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对他们做一些损失损害评估，目的是通过资金、技术、能力培训做一些援助。会议的最大焦点之一就是第六条，建立一个资源合作机制，靠市场机制实现减排联接。此外，场外承诺很多都没有法律约束力，尽管COP26当然有很多成果，但目前应对气候变化还是任重道远。

开放科学背景下中国-东盟科技合作

（黄栋 华中科技大学东盟研究中心主任）

开放科学有一个基本的定义，包括开放获取、开放基础设施、开放教育资源、开放数据、开放实验室等，既包括硬件和软件的开放，也包括对机构和公众的开放。开放科学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在科学技术层面应该倡导的理念。当前，东盟10个国家在科技发展方面存在非常强的异质性，各国也制定了优先发展本国优势产业以及传统主导产业的政策，普遍重视与农业相关的科学领域。东盟多国也优先发展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环境生态保护、生物技术、信息通信技术、纳米技术等学科领域。

中国与东盟于1991年7月开启对话进程，2021年恰逢启动中国-东盟双边对话30周年，30年期间中国与东盟建立了多样化科技合作机制，如建立政府层面高级别对话机制、搭建系列合作交流平台、开展创新主体务实合作等。基于文献计量将中国和美国与东盟的国际科技合作的对比分析， 2017年中国与东盟地区SCI论文合著量超过美国，但美国与东盟合作的论文质量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处于领先水平，且在学科分布上中国与东盟国家合著的人文社科类等论文数量优势不显著。

加强中国与东盟科技合作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积极搭建面向开放科学的国际科技合作平台；第二，构建国际科技合作的人才支撑体系；第三，构建中国—东盟协同创新网络；第四，构建中国—东盟科技共同体。

地缘经济的政治影响：跨国资本竞争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治理能力

（陈兆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跨国资本竞争如何影响发展中世界的国家能力？在理论直觉上，跨国资本竞争对东道国国家能力有影响。通过模型构建可以得出理论机制：一方面，投资者的增加提升了东道国的议程设置权力，使其能够选择赢集中更符合其偏好的建议状态；另一方面，新增投资者将扩大（至少不会缩小）赢集范围，从而使东道国拥有了新的外部选项和更为丰富的操作空间。根据理论直觉和理论机制得到假说：发展中国家外资来源国结构的多元化有助于其提升国家能力。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广义估计方程进行的计量回归分析，能够进一步检验和证实这一假说。

从“发展中国家外资来源国结构的多元化有助于其提升国家能力”中得出的政策启示有：一方面，作为资本输入国，发展中国家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仍然可以保持甚至扩大相对于外国投资者的议价能力，其要旨在于提高外资结构的多元化程度，而这需要通过逐步且普惠的推进对外开放来实现；另一方面，作为资本输出国，在地缘经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坚持互利共赢，同时需防范和警惕因东道国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利益损失。

全球化视域下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建立

（冯旺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政治马克思主义”所研究的关于资本起源的问题和关于当代新帝国主义的发展问题这两大问题与国际关系有着紧密联系。“政治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全球化的本质为资本的国际化，全球化不是经济一体化，而是新帝国主义国家对全球化经济进行操控的表现，全球化不是正在消亡的民族国家体系，而是凸显了民族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独特地位。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在现代世界中有着紧密联系，具体表现在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具有双重角色，当代资本主义以“全球国家”的形式存在，民族国家促进着资本主义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演变。

这给我们的启示有：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看待当代国际关系；二是必须深刻理解当代国际关系仍然受制于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的话语体系；三是必须正确看待国际关系中的民族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动态关系；四是必须要最终消解掉资本主义体系乃至整个世界体系当中的政治与经济相互分离的局限性，实现民族国家内部的冲突化解。

国际安全秩序治理的新形势及应对

（席来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河南师大世界和平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国际安全秩序治理属于全球治理的一部分，在全球治理中具有特殊性，对于全球治理具有独特的制约力。新冠疫情带来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重构重塑，而中国提出的以“新安全观”为引领的“中国方案”对于未来国际安全秩序的治理具有引领意义，但在具体实践中，要分领域、分地域、分时段推进。国际安全秩序治理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处理国际安全秩序治理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凸显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国际安全秩序治理正在进入新阶段，表现一是国际上两条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并展开较量，二是中俄积极探索国际安全秩序治理，三是中俄携手对国际安全秩序治理具有世界意义。

当前中国一是要把握安全环境关注点发生变化的新特点，二是要破解冷战思维对安全秩序治理带来的新挑战，三是要针对国际安全秩序治理新特点精准施策。

海洋微塑料污染的治理与困境：以亚太地区为例

（谢蕾 山东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教授）

亚洲海洋微塑料污染问题非常严重，亚洲地区已经成为微塑料初级污染的主要来源。海洋微塑料污染在许多方面威胁到区域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对海洋物种和生态系统构成威胁，同时也对旅游业、渔业、水产养殖等重要经济部门产生不利影响。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污染作为一个跨境环境问题，不仅会破坏污染源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也会因为污染水体的不断流动，对河流沿岸或者临近海域国家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在亚洲有可能引发其他一系列地区性不信任和相关冲突。

当前海洋污染治理结构是一种多中心、多层次的合作治理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在现实中面临一些困境。现有研究显示，在国家层面的海洋微塑料治理上，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普遍出现了治理手段碎片化的倾向，而且亚太国家企业和消费者两个主体在海洋微塑料治理方面表现不佳。同时，全球范围内的海洋合作治理过程进展并不理想，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治理体系正在受到挑战，国际合作层面的海洋微塑料治理还面临多重困难。造成全球海洋微塑料治理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关于海洋微塑料污染研究的不确定性。这些科学不确定性使得政府在决策的时候缺乏确凿的科学依据，也影响了国家间在区域和全球层面实现合作。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研究

（章成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与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武大总部研究员）

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与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方面，构建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社会战胜新冠疫情和健全完善卫生健康治理体系的必然选择，公共卫生治理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和生动诠释。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建设的一个指导思想，人类在病毒和疫情面前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当今世界各国饱受新冠疫情重大冲击的背景下，共同的公共卫生需要更有赖于各国的同舟共济、携手应对。

中泰两国卫生合作由来已久。疫情期间，中泰两国在捐赠防疫物资、抗疫经验交流、在疫苗研发合作方面达成友好合作，在疫情防控工作上，中泰两国除了开展各领域的双边合作外，还在多边机制下进行交流和探讨，支持国际社会抗疫，为地区和世界公共卫生事业做出贡献。同时，中泰命运共同体合作也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首先，中泰关于构建公共卫生命运共同体的合作面临公共卫生治理能力整体不足的基础制约；其次，中泰两国的公共卫生治理模式存在差异；最后，中泰两国关于建立公共卫生共同体的合作互信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关于中泰两国卫生合作的路径，一是以政治互信为基础，深化公共卫生领域合作；二是建立公共卫生合作机制，真正落实中泰命运共同体；三是将卫生合作与“一带一路”相结合，共筑“健康命运共同体”。

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认知与行为反应

（刘建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中国“军民融合”（MCF）战略旨在打通民用与军事之间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藩篱来实现经济与军事的协同发展，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近些年来，包括智库、国会、政府等在内的美国战略界高度关注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美国战略界认为，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利用国际科研合作与全球商业实践“透明、自由、开放”的环境，采取包括“网络盗窃”、“商业间谍”、海外风险投资、人才招聘、战略性收购、派遣留学生学习STEM等多种“技术转移”策略，获取美西方先进军民两用技术，以实现“赶超美国的军事现代化”的目标。中国追求科技强军的军民融合对美国全球创新领导地位及军事优势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基于上述负面认知，美国除了加大国内科研投入以确保相对于中国的军事竞争优势外，还对中国“涉军”企业、高校、留学生、研究人员采取强化出口管制、扩大外资审查范围、加强签证审查、打击“中国间谍”、组建国际“防范联盟”等手段，以防止中国“转移”西方先进技术。美国对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打压呈现出多领域、跨部门、全社会、超国界的特征，严重干扰了中美之间及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正常的经贸往来、科技合作和人文社会交流，也对美国自身利益产生反噬后果。

关系僵局中印度何以咄咄逼人、中国为何自我克制

（冯传䘵 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研究中心副教授）

中印互动过程中，国家实力和行为主动性之间存在的反差十分明显，弱势一方表现出了更高的主动性，外交姿态上的强硬色彩十分明显，反而拥有绝对实力优势的一方，表现出顾全大局但又在大多时候受制于人的一种状态。印度选择对华强硬政策，是印度认为对华强硬政策更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同时印度决策者关于自身、对手、战略环境等方面的认知，形成了相关错误知觉。中国之所以自我克制，是中国基于对战略全局的考虑，倾向于认为对印采取对抗式反制将得不偿失，避免造成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国强必霸”的错觉，希望带来合作共赢局面。

尽管中国维护边境地区和平稳定的意愿是强烈而真实的，中国期望通过外交谈判来平息事态而不是使用武力来扩大事态，从而实现以较小的成本换来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但是，这一点完全被印度所洞察并加以利用。于是中国越是求稳，印度越是不断制造摩擦和冲突，中国越是想避免在次要战略方向过多地投入战略资源，印度越是以挑衅姿态逼迫中国在此方向不断投入更多的战略资源。因此，他认为在中印关系中，中国不必躬身以安抚，让利以求稳。有理有节的斗争，不亢不卑的行事，对挑战者展示足够的可置信战略威慑，对合作者提供充分的可置信发展机遇，均当是中国对印战略的应有之义，

全球公共卫生援助中的“信任”理论分析

（任国征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健康金融实验室、数据库主任）

全球公共卫生援助中“制度”作为防备不确定的“后设”条件自身同时也呈现出“不完全性”特征。正是由于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全球公共卫生援助中的“信任不完全性”催生了全球公共卫生援助中的“制度”建构的必要性，而全球公共卫生援助中“制度”作为防备不确定的“后设”条件自身同时也呈现出“不完全性”特征，全球公共卫生援助中制度的不完全性或有限理性，导致了权力寻租的发生。因此，全球公共卫生援助中信任与权力寻租之间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有着复杂的逻辑演化进路。分析全球公共卫生援助中认为信任具有不完全特性，这种不完全性并不反映现代信任的缺陷，而是反映了信任在现实世界中的一种正常状态。信任的不完全性及信任在规范社会秩序中的软约束、短期性等特征使其无法有效规范很多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由此提出了制度建构的必要性。

新冠疫情下全球治理变革及中国应对

（陈东恒 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

新冠疫情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具体注脚，以致命性、全球性、长期性，正重塑地理因素、重构地缘政治、重启全球治理，已成为全球政治变革的最大变量。新冠肺炎疫情重新定义配置地理因素，使人为因素代替了自然元素、软力量规制置换了硬力量强制；新冠疫情加速地缘政治格局演变，推动力量由利益驱动向安全追求转变，国际叙事由政治议题向全域联动转变，地缘政治格局呈现形态由霸权主导向多极共担转变；新冠疫情驱动全球治理模式变革，使治理的核心理念由大国主导向命运共同体引领演进、治理的主体功能由柔性组织协调向硬核刚性规制演进、治理的运行机制由强者支配向多边协商共建共享演进。新冠疫情是全人类必须长期面对的共同灾难，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的舞台，而因成为推动地缘政治合作、促进全球治理现代化的契机。各国应加强合作、共筑未来，坚持不移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理念引领，坚定不移担当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大国责任，坚定不移提高应对重大危机推动全球治理的核心能力，坚定不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调整变革创新。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中国有能力、有责任促进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各国走出当前困境，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平衡、科学的国际体系和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