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澳门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叶桂平参加由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主办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格局演变”视频会议上发言整理而成）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当前在国际社会，需要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来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我们身在澳门，也算是境外，我们也看到习主席提出了“各国应该要携手抗击疫情”的中国方案，体现中国担当，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再次彰显。这次全球抗疫，一方面国际联防联控无疑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尽管各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但是完全可以借鉴中国的做法。中国主动向各国分享经验、提供帮助，这是以实际行动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另一方面，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力挺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致力于消除治理赤字的理性选择。因为，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生产要素在全球的配置，以及各国在全球的产业链上的定位是更加清晰的，“谁也离不开谁”这样的格局早就形成了。疫情在全球爆发以后，许多国家不得不采取封国的极端做法，让世界变成一个一个的孤岛。如果人员、货物长时间不相往来，世界经济不可避免陷入停滞，所有国家也会身受其害。所以各国应该联手自救，既是救世界，也是救自己，必须出大招和硬招来提振世界经济复苏的士气，所以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具有前瞻性的，最起码在关键时刻发出了挽救世界经济的最强音。

第二，全球抗疫应该回归到保障人民生命的福祉上。

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经过这次疫情发现，中国的抗疫方法更有效率、更能拯救生命。从两周以内建好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到提供几千床位的方舱医院都是西方难以复制的。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全国一盘棋的动员能力，可以让几万医护人员迅速的驰援武汉，包括武汉及湖北其他重灾区实施的网格化的管理，这也是值得我们研究治理问题的学者关注的。网格化管理有点像中国古代的“保甲制”和“闾邻制”，在危机的时候发挥了细胞的作用，在封城和健康管理上可以说是上下一心的，可以让高层的政令落实到最基层。西方对比我们却无法落实这些，非常讽刺的是，恰恰在被西方认为是不堪闻问的“威权体制”下，才可以落实这样的抗疫力量并且拯救更多的生命；被西方视为政治典范的欧美社会在防疫方面产生了应对无能、荒腔走板，导致了更多的人命折损，让人情何以堪。抗击疫情最后的成败在于谁最后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过去我们的社会制度受到了西方学者的批评，认为我们剥夺人权、没有自由，但是从这次防疫的考验中可以发现，我们国家是逆势而上、先弱后强，而欧美社会却在浪费我们中国抗疫的黄金窗口机会期，判断失误，使得很多应急措施是滞后的。通过对西方学界这几年重要的观察，我个人认为，要跳出意识形态对立的模式，关键看具体的治理能力，最近美籍著名学者福山也谈到了类似观点。要在权力制衡和政府能力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不少西方民主选举国家都有着糟糕的治理情况，但是有些被视为不民主的国家却有良好的治理能力。所以国际政治的发展首要是超越意识形态的羁绊，回归到人民的基本福祉，而人民的保障就是最基本的要求。

第三，在世界新秩序中，面对权力的新结构，我们国家应该怎么样抓住机遇。

一个时代的世界秩序应该由权力结构、权力规则、公共产品三部分组成。大家知道二战以后，世界权力结构是“一超多强”的，即美国是全球的领导者，权力的规则是美国通过美军霸权、美元霸权、美债霸权来主导国际社会。同时美国也提供了其公共产品，一方面是相对卓越的、可供其他国家借鉴的国家治理模式，另一方面是应该有能力和意愿来引领国际社会对抗共同危机。但是在这次新冠肺炎中，整个西方世界的表现是灰头土脸的。以美国来看，不但其引以为傲的国家治理体系破绽百出，而且其作为领导者的格局和风度也被它的自私、狂妄和霸道所代替。作为对照，我们国家的表现却让世人刮目相看，为其他国家足足争取了一个月以上的应变窗口时期，而且在基本控制疫情以后，对内积极推动复工，力图恢复中国以及全球经济，对外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纵观世界新秩序中的权力新结构，我们国家是否能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成为领导，应该有三个条件：一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能不能持续实现现代化，逐步消解其他国家对我们国家的质疑，并产生效仿的意愿？二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应该要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除了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之外，应该有更加丰富的内容。三是我们国家能否抓住机会把一贯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推进为广泛的国际共识，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四海一家、以和为贵的“王道主义”来替代美国的“霸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