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赵贝斯特 胡志康）2019年11月16日，由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主办的第五届“全球治理·东湖论坛”——“‘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在武汉东湖宾馆举行。中国政府非洲事务前特别代表刘贵今、葡萄牙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副院长Francisco José B. S. Leandro（葡萄牙）、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史志钦、澳门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叶桂平、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王上铭、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Yoro DIALLO（马里）、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虞崇胜、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原研究员沈铭辉以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明国发表主旨演讲。该场主旨演讲由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助理、哲学系教授吴畏主持。

1.刘贵今：“一带一路”与中非合作

中国政府非洲事务前特别代表刘贵今从三个方面对“一带一路”在非洲的情况进行了阐述。他谈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非洲国家反响热烈，争相加入。继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的“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上明确提出“一带一路”重点面向亚、非、欧大陆后，与中国签订备忘录的非洲国家数量不断上升，目前包括非洲联盟在内一共有44个非洲单位签订了协议，所以非洲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由于中国于非洲国家在历史上的类似经历和历史渊源，不存在地缘政治问题和领土领海纷争，因此为双方创造了良好的合作土壤，通过中非论坛，双方取得了友好的政策沟通；通过在非洲建设大量基础设施，建立了良好的设施连通；通过商品出口、创立基金、外汇储备等方式，构建了顺畅的资金融通，中国也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通过媒体合作和文化交流，获得了和谐的人心相同。中非共建“一带一路”也面临着挑战风险。刘贵今指出，基础设施落后、资金短缺和人力资源短缺是目前影响非洲发展的三大瓶颈，还包括治安问题、环境问题。最后，他提出了责任共担、创新思路和三方合作等策略建议。

2.Francisco José B. S. Leandro：从庆州到里斯本的迷人之旅：“一带一路”作为去边界、重塑边界和共同边界的机制

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副院长Francisco José B. S. Leandro从边界理论出发，对“一带一路”在重塑国家边界上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分析。首先，他提出，我们不能像过去一样仅从物理层面去理解边界，当今世界的边界更多地是软性的边界。其次，当今世界的边界有三重内涵：第一，边界是一条意味着机遇或者冲突的界限；第二，边界是由人类设立的；第三，边界是变动的，是每个人不同认知的结果。最后，他提出，“一带一路”在边界问题上发挥了去边界、重塑边界和产生共同边界的作用，并分析了其发挥作用的机制： “一带一路”通过互联互通、建立金融机构等方式取消了边界；通过多方合作发展了共同边界；通过推进全球治理、文化交流和建立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重塑了更多软边界。

3. 史志钦：“一带一路”新发展与全球治理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史志钦首先介绍了“一带一路”的新发展。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表明，“一带一路”新发展的主题是强调共建国际合作，核心内容是与新开放战略更紧密的结合，关键词是“高质量”，重要推进手段是第三方市场合作。他认为未来应从深化项目建设、积极开拓市场、强化金融保障、创新合作方式、规范企业投资经营行为等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其次，他阐述了“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的关系问题。史志钦指出，“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面临着相似的机遇与挑战、背景与目的，二者存在天然的契合性，“一带一路”是现阶段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也是从发展中国家角度重新审视治理体系的重要方式。最后，他提出，“一带一路”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与新实践。其一，“一带一路”为全球治理的原则、国家利益冲突的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动力、地区安全的维护以及国际组织改革提供了新思路；其二，“一带一路”的基本原则为全球治理中的民主建设、摩擦化解、经济发展、维护稳定、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提供了新方案；其三，“一带一路”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实践，包括注重政策沟通、注重自身发展机会分享、推动资金融通、深化贸易畅通、强化设施联通和重视民心相通的内容。

4. 叶桂平：澳门特别行政区助力国家和参与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

澳门城市大学叶桂平教授指出，澳门特别行政区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参与“一带一路”的两大优势。其一，澳门是中西文化交融之地，为“一带一路”工作中的民心相通提供了土壤。其二，澳门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其葡语背景让它成为了中国与葡语国家的商贸合作服务平台。近年来，澳门率先发行了“一带一路”主题债券，建立了澳门的人民币结算中心，“一带一路”的税收征管机制也在建设中。其三，澳门是粤港澳大湾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身也是自由港，货币和货物的流通基本是零关税的。接着，叶桂平教授回顾了澳门的“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在科技创新方面，澳门已协助葡萄牙、巴西等科技创新企业落户内地，也协助内地企业把成熟的农业科技转移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同时澳门拥有中国唯一的中医药国家重点实验室，组织了海外医疗互助活动；在促进民心相通方面，澳门政府成立了“一带一路”奖学金，举办了中国与葡语国家的高校校长论坛以及与葡语国家的青年创新创业交流活动等。叶桂平教授表示，从20年经验来看，澳门最宝贵的一点是做到了民心的真正融合和认同，相信在国家的新人和支持下，澳门可以为国家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5. 王上铭：百年未有大变局之国际社会——全球治理亟需构建新的联合国体系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王上铭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第一，“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王上铭认为，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理论上的最佳治理模式没有使人类获得真正的解放，没有把资本关进制度的“笼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求我们构建“人类主义”，以人类自身为中心来构建整个社会运转的方式，既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又要把货币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让人类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第二，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他指出，二战后的国际社会经历了美苏“双寡头”治理到美国“霸权主义”治理的阶段，而现阶段国际社会面临着经济增长乏力、地区动荡持续、美国的“退群”与欧盟和俄罗斯的崛起，以及单边主义盛行的问题。第三，全球治理亟需构建新的联合国体系。他认为现有的联合国体系存在诸多问题，包括缺乏利率决定机构、联合国权威性不足、国际组织繁多、国际组织治理机制不健全等。王上铭强调，要构建新的联合国体系，包括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将治理模式改革为以议题类别为基础的永久国际组织模式；加强联合国的权威性、执行力与强制力；须建构民主式国际社会治理机制；需要形成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体系及其执行机制；要完善联合国的工作体系，在中国和俄罗斯建立联合国第四、第五总部。

6.Yoro DIALLO：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its image i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Yoro DIALLO认为，中国不仅是非洲的一个范本，也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最佳范本。Yoro先生从中国的发展历史入手，讲述了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中国为脱贫所作出的巨大的努力。他提到了使国家变得富强，让人民过得幸福快乐，让国家繁荣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的中国梦以及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论坛中所倡议的核心价值观。Yoro先生指出，当今人类面临着各式各样的全球问题，包括局部战略、恐怖主义、贫富差距、非洲的极度贫困及气候变化等，并引用了习主席的“五个我们”的讲话作为结语，表示希望能够合作共赢共同建设繁荣、开放包容、绿色低碳的世界。

7. 虞崇胜：殊方共享：“一带一路”内涵的人类文明机理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院虞崇胜教授探讨“一带一路”背后的学理逻辑及价值原则。虞崇胜教授认为，“殊方共享”可以理解为：不同方面通过沟通、交流达成共识，进而通过共商、共建、共治的方式，最终实现共享的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原则。他提出，“一带一路”不是一套新的机制，而是一种合作发展的新理念、新倡议。同时，“一带一路”只是一个经济合作倡议，它不搞地缘政治，也不搞军事联盟，不针对谁，也不排除谁，是开放包容的共建的进程。互利共赢的普惠价值就是“一带一路”的本质，其具体指向就是殊方共享，它和我们说的普世价值不同，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殊方共享的原则体现的不是主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主体间的关系，它把每一个国家都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平等的主体，共同协商、平等参与、共赢共享。

8.沈铭辉：“一带一路”与新型国际发展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沈铭辉指出，人口结构的巨大改变带来劳动力成本上升，从而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从经济上分析了一带一路发展的必要性。他指出，中国的新一轮的发展方向应从运输成本、关税以及不同价值链等角度寻找新的模式。“一带一路”合作创造了一种新的价值链模式，大量港口、铁路及公路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让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内陆地区得到了新的机遇。他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探索构建长期可持续的基础设施融资机制；二是通过境外产业园区建设推动塑造新区域价值链；三是加大自主开放力度，适时推进“一带一路”国家非互惠贸易安排。他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向最不发达国家优先开放市场，中国可以先进行自我开放，而不要求对等开放，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一种大国态度，同时也有利于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主的新兴价值链。

9.王明国：“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国际制度战略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明国将国家行为与制度战略分为四类，分别为融入型、转移型、替代型和对抗型。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国际制度战略是由与国际制度的匹配度以及国际形势的发展共同决定的。他指出制度建设对于“一带一路”有着重要意义。首先，国际制度建设是“一带一路”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和组织基础；其次，“一带一路”制度建设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迁和完善；再次，“一带一路”制度建设有助于突破美国制度约束与制度霸权。

王明国指出，在一带一路现有制度建设中，中国对接了多项国际组织，签署了多项重大国际协定。在新型制度建设中，构建了以金砖银行、亚投行、上合组织银联体、丝路基金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基本框架，其主要特征为坚持发展导向、双边多层并进，坚持政府主导、多元包容，坚持灵活渐进、调适弹性以及坚持恪守主权、平等协商。他提出，中国的国际制度战略选项制度化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以非正式制度为先导，逐步推进正式制度建设进程；以双边机制为基础，以多边机制为方向；以经济机制为核心，以政治机制和人文机制为补充；加强南南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