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张宸晟）9月23日下午，由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青马工程”、教育部华中科技大学社会认识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虚拟教研室共同举办的国家治理大讲堂第48期、青马大讲堂第42期、教育部华中科技大学社会认识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虚拟教研室“云睿思”学术讲座第5期学术讲座在华中科技大学东五楼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本次学术讲座邀请了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编审(二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赵剑英教授，讲座的主题是“为什么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华中科技大学社会认识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虚拟教研室负责人(主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社会认识论专业委员会会长欧阳康教授主持了本次学术讲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大项目出版中心副主任张潜，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副处长、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杜志章，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助理、教育部华中科技大学社会认识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虚拟教研室副主任董慧，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国家治理研究院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华中科技大学社会认识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虚拟教研室常务副主任赵泽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首席编辑、副编审杨玲，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姜权权，以及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多个学院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本次学术讲座，线上线下总计共有1000余人次参加。

讲座伊始，赵剑英教授首先回溯了20世纪以来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认为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可以分为以下重要的节点，分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批判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基础上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思想解放。这一路走来的历史进程，为“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确立了重要的历史前提和思想前提。

接着，赵剑英教授对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的论争进行了梳理。赵剑英教授认为，近代以来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深刻冲击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也逐渐重塑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引发了中国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激烈的思想争论。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使得这一争论更加激烈，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处于不同立场的思想家对此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但大部分人采用了一种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看法，把中西方文化机械对立起来，一味推崇西方文化，或一味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也遗留了文化认同危机和民族精神危机的历史难题。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正当中华民族正值生死存亡之际，民族意识的觉醒也促使人们意识到传统文化、民族特性不可割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既强调了继承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必要性，也充分吸收了新文化运动的营养，这一文化主张所体现的包容性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当时中国各阶层，尤其是持不同观点的文化人士，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赵剑英教授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的论争体现了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消长，其背后深层次的是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和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认识分歧。

然后，赵剑英教授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实践与理论进行了总结。赵剑英教授认为，五四运动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以及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逐渐确立起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辩证的、科学的态度，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又进一步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发展方针，进一步繁荣发展了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文化建设的新阶段。可以看出，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都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国家建设、民族复兴的重要作用，并自觉将其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结合，以此指导实践的发展。

最后，赵剑英教授对“第二个结合”的伟大历史意义进行了阐述。赵剑英教授认为，一段时期社会上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甚嚣尘上，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感官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自私自利、道德沦丧的现象时有发生，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之所以出现这些思想分歧和道德问题，根本原因是在于对中华传统文化没有形成科学认识，对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没有形成科学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以什么为灵魂——也就是举什么旗的问题认识不甚明确。而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的“两个结合”理论，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确立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科学认识，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同时也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和价值，让古老的东方文明再次焕发生机与活力。未来，只有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独特文化基因和精神，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构筑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国精神。讲座中，赵剑英教授还就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形态及其演进和当代形态做了精彩的阐发。

在交流和讨论环节中，杜志章教授、董慧教授、赵泽林副教授、杨玲编辑、姜权权博士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主体性、出版与学术的辩证关系等议题进行了探讨。欧阳康教授总结道，赵剑英教授本次讲座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实践性，这不仅是一个极度重要的问题，还是一个极度复杂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极富理论内涵的问题，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根基等理论问题，值得去认真研究，整个讲座充满了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和建构意识，具有非常强烈的历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