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党的二十大明确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即“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要求“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十年国家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然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纪疫情阴霾未散，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新形势和新挑战。

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明确的任务和目标，有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时间长、任务重，要求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稳健的推进步骤，然而我们所面临的却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世界和未来。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将如何应对、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和挑战？这既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验，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继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机遇。

从经济上看，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中国经济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进一步加剧了主要经济体的分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面对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要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并广泛借鉴人类文明积极成果，维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努力使中国成为疫情防控最好、经济社会复苏最快的国家。同时，还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确保中国经济安全健康发展。

从政治上看，全球范围内政治分裂及军事冲突使中国难以置身事外。北约扩张、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一些国家不遵守国际公约、国际准则，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构被一些国家操控或其职能弱化等政治分裂现象，必然引发国际秩序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在日益分裂和动荡的当今世界，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努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人类的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是继续坚持和平发展，为维护人类和平贡献中国力量；二是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三是在联合国框架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维护国际秩序，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思想观念上看，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思潮不断蔓延，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思潮日益活跃，单边主义、分裂主义、反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在各种极端思潮涌现的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中国抵制各种不良思潮在全球的蔓延和在中国的渗透，在国际社会积极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一是积极反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支持并参与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二是抵制逆全球化浪潮，坚持多边主义和维护联合国在处理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三是防范分裂主义、颜色革命与国内矛盾产生共振，维持国内安定团结，维护中国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不仅严重影响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而且可能引发世界性的危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活动遭遇严重困境，世界经济衰退程度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人类历史上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新冠肺炎疫情还加速和加深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它影响了全球化在时空中的继续展开，使得大变局具有了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百年不遇的世纪大疫情是对人类不同文明的检验，也是对世界不同社会制度的考验。国家治理现代化天然地蕴涵着对人民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因此中国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同时，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伟大抗疫精神，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在疫苗、药物、设备方面的研发力度并不断总结中国疫情防控的经验和模式，积极参与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和国际援助，从而为当前全球疫情防控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为疫情背景下和后疫情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树立中国标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充分彰显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既造福中国、又惠及世界，为人类文明进步带来了新希望。然而，一些西方国家却无视中国发展对人类的贡献，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和“修昔底德陷阱”，以捍卫所谓“自由民主价值”为旗号，纠集反华同盟，对中国实施战略围堵，继而遏制中国的发展，试图维护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维持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来自西方的阻挠和破坏，给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制造了严重的障碍。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然而美国不断设置贸易壁垒，严重破坏国际市场规则，导致国际循环不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受冷战思维的影响再次把社会主义中国视为新的威胁，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千方百计阻挠中国进一步发展。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依据所谓的“301调查”于2018年和2019年分四次对美国自中国进口的约3700亿美元商品加征了7.5%至25%不等的关税。美方一意孤行，导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拜登政府虽然在对华政策上抛弃了一些特朗普时期的单边主义做法，但拜登视中国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其打压中国的决心没有改变。美国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做法不仅影响了中美双边贸易，而且给世界自由贸易也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应对美国设置的贸易壁垒，中国一方面要与之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以捍卫中国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多边体制以捍卫自由贸易，在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上，努力拓展国际市场，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强有力的科技支撑，这就要求中国不断完善创新体系，增强创新能力，努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近年来，在科技领域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严厉的技术封锁，中国在诸多领域还面临“卡脖子”风险。“2020年修订‘外国直接产品规则’限制华为公司；2021年利用‘实体清单’‘芯片禁令’等手段不断对中国企业进行单方面制裁；2022年颁行的所谓‘涉疆法案’也包含了相关科技限制条款；近期公布的《2022年芯片和技术法案》明确禁止接受该法案支持的企业在中国扩大芯片生产。”美国还炮制了“芯片四方联盟”，希望成立一个由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组成的芯片联盟，实现芯片生产闭环，将大陆企业排除在外。美国采取多维度的对华贸易政治策略，就是试图从经贸、技术、投资和规则等层面约束并延缓中国的发展态势，继续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应对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既要求有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也内在要求不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然而当前一些西方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极力孤立中国并不断给中国施加压力，给国家安全带来严峻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一些国家一味地“甩锅”推责，抹黑中国的防疫工作，带着“灰黑滤镜”看待中国的对外防疫援助，造成国际社会的舆论动荡与人心动荡。2021年12月9日到10日，美国以捍卫自由民主价值为由，通过视频形式举办了所谓的“世界领导人民主峰会”，以反对所谓威权主义、腐败和保护人权为主题，肆意拉帮结派，旨在进一步孤立中国。美国不断强化美日印澳“四方机制”，打着“自由开放”旗号全力推行“印太战略”，试图构建所谓的“亚太版北约”，为中国行使南海、东海主权以及保卫国家安全带来挑战。一些西方势力还把中国台湾问题与乌克兰危机联系起来，加紧在台湾制造事端，推动台海局势走向紧张。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围堵、孤立和破坏，严重威胁到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当前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严峻外部挑战。为了应对来自国外的安全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维护海洋权益，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要顺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开展伟大斗争。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明显增强。而如今，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这意味着改革任务、难度和风险加大。一方面，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四十多年前，比如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生态、安全等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进行全方位改革，特别是推进重要领域改革，而这将不可避免触及深层次社会关系和利益矛盾,牵动既有利益格局变化。

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发展，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超额实现的背景下，中国必须改变利益分配格局走向共同富裕，这涉及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分配制度的改革，要求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为“兼顾效率与公平”。当前，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高于国际社会公认的0.4的警戒线，如果任由贫富差距拉大，必将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因此，解决公平问题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然而，一部分人按照所谓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逻辑，将个人财富的增长归因为市场经济规则和个人的智慧与勤奋，强调个人权利至上和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因而他们可能抵制分配制度改革。对此，全面深化改革绝不能以牺牲公平来换取效率，正如习近平同志曾指出的：“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

改革越深入，整体推进和系统配套要求就越强，多目标兼顾、多利益统筹、多方案比较的要求就越高；越接近改革目标，就越要啃硬骨头，因而遇到的矛盾也会越深刻、越尖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6个方面，在15个相关领域部署了336项改革举措，几乎涵盖了制度建设的所有方面，就改革作出了自1978年以来的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次部署。随着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任务的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框架更加成熟定型，初步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然而，这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仍有差距。就未来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走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全面依法治国是解决我们在改革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党的二十大对全面依法治国进行了系统部署，要求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所在。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仅是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制约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因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了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其中包括“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等。因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首先是解决不充分问题，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过去一个时期，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一些地方采取了粗放式发展，重点发展以一次性资源能源为要素的传统产业，甚至大量承担从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传统产业。这种粗放式发展虽然使中国快速赶上了时代步伐，但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就是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主要任务方面，由追求经济发展数量和速度转向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发展方式上，由重点发展要素驱动的传统产业转向重点发展创新驱动的新兴产业；在发展布局上，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转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兼顾效率和公平”；在发展目标上，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转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由让中国人民富起来转向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其次是解决不平衡问题，建立更加合理的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机制和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贫富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是当前中国不平衡发展的突出表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国家统计局分省年度数据显示，“2020年东部11省市GDP总和（550867.3万元）比中、西部20省市、自治区GDP总和（461547.9万元）还要多；而东部11省市人口总和（60690万人）约为中、西部20省市、自治区人口总和（80323万人）的四分之三，因而东部人均GDP（90767.4元）远高于中、西部省份（57461.5元），其中人均GDP超过10万元的6个省市全部在东部（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这表明，中国东部和中西部之间存在严重的区域差异，在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应继续加大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国家战略，逐步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同样，在城乡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打赢了艰苦卓绝的精准脱贫攻坚战，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但在城乡对比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较为突出的城乡差距。202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412元，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8931元，只占城镇居民的五分之二。因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在精准脱贫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乡村振兴，持续缩小城乡差距。在收入分配方面，贫富差距问题较为突出。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还必须建立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一是提升初次分配的公平程度，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二是加大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手段逐步缩小城乡、区域、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大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投入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投入，发挥政府的兜底职能。三是通过税收限制过高收入，通过法治取缔非法收入，鼓励高收入群体适当回馈社会。

概而言之，随着新时代十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日益完善，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充分彰显，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得到极大提升。然而，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又面临诸多新形势和新挑战。首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的动荡、分裂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增加了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使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极其复杂的外部环境。其次，中国开辟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对全世界、对全人类的莫大贡献，然而一些西方国家却无视中国和平崛起对人类的贡献，而是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和“修昔底德陷阱”，以捍卫所谓的“自由民主价值”为旗号围堵中国、孤立中国，试图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这给当前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制造了严重的障碍、也增加了其艰巨性和复杂性。第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心任务是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一切束缚国家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由于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必将触动现有的利益格局，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如今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遇到的都是深层次、根本性的改革难题，这是对当前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严峻考验。同时，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只是满足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还包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保等方面的高要求，这就要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在体制机制上进行系统性重塑，在发展方式上进行根本性转换，从根本上、系统化解决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