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式致辞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 许晓东

许晓东向各位参会的领导和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本次大会的顺利召开表示祝愿。他指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如何有效推动构建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体系，积极捍卫国际正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了一个目前亟须破题的重大时代性课题。本次会议的召开对于聚焦全球治理风险与挑战，积极应对时代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湖北省委讲师团主任高天琼

高天琼对出席会议的领导、嘉宾和学者表示欢迎，对本次论坛的顺利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他指出，本次会议聚焦“国际正义与全球治理”，体现了各位专家学者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敏锐关注，对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深切情怀，也充分体现了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聚焦重大问题，服务国家战略”的建院宗旨。期待本次会议为讲好中国故事，推动全球治理，应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贡献更多的智慧。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 欧阳康

欧阳康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各位领导和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对正义的哲学理解是一个充满争议和讨论的问题，而国际正义在今天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则显得更加突出。在二十大胜利召开的背景下，本次会议从全球角度聚焦国际正义与全球治理问题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意义，期盼本次会议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观点摘编

于洪君：中国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

中联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于洪君认为中国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最大推动者，中国作为负责任发展中大国，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崇高理念，践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外交方针，提出一系列有关全球治理理念政策和建议，为人类实现文明互鉴共同进步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第一，中国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第二，中国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重在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第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要共同努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第四，参与并继续引领全球治理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不变的追求和选择。

托马斯·博格（Thomas Pogge）：扩大发展中国家绿色技术的开发和部署

耶鲁大学哲学与国际事务讲席教授

托马斯·博格认为我们受到气候灾难的威胁，需要通过生态转型以减缓并扭转我们走入全球环境灾难的危境。为了实现这一转变，必须开发和广泛使用绿色创新技术，减少对于能源、肉类、钢铁、水泥、铝和交通等方面的需求，减少与之相关的排放。他提出创建一个科技绿色与影响基金，希望能加强南半球的绿色创新发展，同时还能够造福贫困人口和热带地区，开辟全新的绿色研发项目，加快绿色创新整体发展步伐，扩大全球南部的创新和制造能力。

翁诗杰：构建新国际秩序的国际正义元素

马来西亚前副议长、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

翁诗杰提出，全球治理日走下坡，当前的全球治理普遍感到稀缺的正是国际正义。二战结束后制定国际新秩序的美国，率先背离既定规章；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的发展观侧重平等、包容、互惠。中方的公共产品——从“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无一不含国际正义的考量。当务之急，国际社会迫切需要的是可行且卓有成效的样板模式。只有当国际正义能够常态性令一众弱小国家受惠，一再证明这才是国际多边合作的出路，假以时日，新的国际秩序自然不愁不能成形。

欧阳康：全球治理变局中的国际正义与人类文明进步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

欧阳康指出，我们要遵循《联合国宪章》对国际正义的基本规定，尊重全体人类之平等权利和基本自由，尊重和保护国家之间平等和自决权利等。国际正义当前正面临部分国家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等挑战。中国应坚持以国际正义作为全球治理的根本原则，引领人类文明进步：一是要始终遵守联合国宪章，二是要坚守永久和平理念，三是要坚定地维护联合国地位和作用，四是以正义的国际体系来遏制各种形式的反国际正义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五是要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最终是要做好本国的事情，通过中国的战略定力为世界走向正确的、健康的发展方向作出更大的贡献。

王文：调研俄罗斯20个城市归来看全球治理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文基于对俄罗斯21个城市的深度走访调研，并面对面与普京总统和拉夫罗夫外长交流，深刻感受到西方制裁和俄乌冲突下俄罗斯沉重的国家发展压力，也从中挖掘出了可以转化为中国崛起新动能的众多俄罗斯潜力。他认为，尽管俄乌冲突是二战以来俄罗斯面对的最大程度冲突，但是俄罗斯的政治社会稳定性非常强，经济抗压能力非常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素养高，对普京总统和联邦政府支持度高等，种种表现表明未来俄罗斯不会失稳。俄乌冲突可能持久化，不排除将会持续数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或将直接导致像G20等全球治理机制的失效和式微。美国的系列动作尽管不正义，但是真实地在重塑着地缘经济、地缘政治，中国在未来参与全球治理中要保持警惕和战略定力。

陈文玲：对维护国际正义的几个思考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陈文玲认为，在复杂多舛的国际大背景下，我们一方面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另一方面要深入思考如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拿出中国的大国气度、大国风范、大国立场，提出中国理论和方案。她分享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平正义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体会——公平正义是世界各国和世界全体人民追求共同价值的最大公约数。中国在维护公平正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其一，发展是每个国家和人民的基本权利。其二，和平是每个国家和人民的基本保障。其三，安全是每个国家和人民的基本要求。其四，平等是每个国家和人民的基本诉求。其五，竞争是每个国家和人民的基本动力。其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人类新文明，公平正义有深刻内涵。

金灿荣：二十大后中国外交的动向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金灿荣阐述了关于党的二十大后中国外交的动向的几点看法。第一，现在全球面临着治理赤字，全球问题在恶化，对全球治理的需求在上升，但是全球治理的供给在下降。中国加入全球治理的供给是一个正面因素。第二，全球治理需要公平正义作为价值观基础。全球治理需要物质基础的同时，人是精神动物，需要公平正义作为价值观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的思路，增加全球治理的公平性、正义性。第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将其五大特征做好，就是对国际公平正义的巨大贡献，对西式现代化缺陷的修正。他认为世界丰富多彩，应该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承认不同价值观的合理性，寻找最大公约数，在这个基础上对未来全球治理提供价值基础。

王辉耀：以公平正义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路径探索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

王耀辉指出，全球治理进入一个新时代，中国可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以公平正义的视角，对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凝聚海内外华人华侨，把握文化共性，弥补与他国之间的文化鸿沟。第二，坚持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多边计划，推动亚欧非互联互通，多变化发展，提倡共同安全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第三，在新时代三大区域中发挥重要作用，与美西方形成良性的竞合关系，推动全球治理向公平正义方向发展，这也是时代趋势。

林宏宇：观察当前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的三个视角

华侨大学副校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兼）、教授

林宏宇指出，当前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和窘境，研究中国在全球治理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等关键问题极具时代意义，并基于三个不同的维度对全球治理和国际正义进行阐述。第一，从国际关系来看，中国非常强调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方式和变量，致力于发展全球伙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第二，从国际力量对比视角来看，中国力量的增强将会成为未来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增强国际正义的中国元素。第三，从国际安全环境视角来看，面临存在国际秩序的真空、力量对比的失衡等现象的大变局，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和国际正义则更需要前瞻性的战略判断，奉献中国力量以推进全球治理。

亚历山大·卢金（Alexander Lukin）：中俄合作与变化中的国际秩序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当代亚洲研究所学术负责人

亚历山大·卢金针对国际秩序尤其是中俄合作与变化中的国际秩序围绕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当前的国际体系为两极转向多极的体系。第二，西方模式推行的失败与所带来的灾难让越来越多人质疑西方的民主化，开始增加对其他模式如中国模式的追寻和接受。第三，西方所谓现有的国际体系在现实从未存在过，指责俄罗斯和中国破坏一个不存在的体系是不合理的，西方国家从未遵守过并试图修改破坏联合国的国家主权平等的基本原则。第四，在当前的国际秩序下，中俄应当加强合作，需要通过广泛的共识而非武力制定真正的国际规则。最后卢金指出如果西方不能适应多极世界的新现实，国际社会可能会出现巨大危险。

贾文山：中国应就全球公正与正义问题提出中国方案

山东大学（威海）全球胜任力研究院创建人、特聘教授

贾文山首先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所含的六大价值适用于所有国家，应围绕它们作出具体实践，对应过去两年中国不断推进的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提出全球公正倡议和全球正义倡议。其次，他认为公正和正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灵魂，而民主和自由是属于人类新型交往模式。六大价值应都拥有属于各自的倡议，并指出这种倡议实质是让更多国家人民都参与的行动计划。人类只有实行六大共同价值观行动计划，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最后他指出，六大价值倡议需要全球共推，发挥平台力量，人类才能进入一个告别过去的新时代。除此之外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能为形成全球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自己的贡献。

吴思科：坚持国际正义携手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外交部前驻外大使、研究员

吴思科指出俄乌战争是一场全方位的战争，导致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全球治理严重缺失，人类发展面临着重大挑战。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并为人类和平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一方面，中国作为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全方位参与多边事务、成为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载入宪法的唯一国家，更是五国中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同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发出正义呼声，是发展合作、维护公平正义的中流砥柱。另一方面，中国在推动热点问题和平解决上不断探索和践行，在坚持自身外交内政的前提下，提高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问题的能力，构建均衡有序可持续的安全构架。

吴洪英：俄乌战争下金砖国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金砖暨G20研究中心主任

吴洪英认为，首先金砖国家有着四大优势：一是金砖国家成为新兴大国治理平台的重要力量。二是五国在资源配置、经济结构、消费市场上有着互补性。三是在国际问题和事务上都以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图共赢为愿望。四是严峻复杂的世界形势为金砖国家提供了发展空间。其次金砖国家面临五大挑战：一是在持续变异的新冠疫情下，印度、巴西死亡人数居高不下。二是疫情反复与俄乌冲突导致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缓。三是大国博弈日益剧烈下的俄乌冲突与中美博弈。四是美国与北约国家向乌克兰输送军火导致俄乌战争战局迷茫。五是金砖国家在管理机制与对话机制上存在一定的问题。最后，她指出金砖五国应坚持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成为促进国际民主关系化的关键力量。

朱锋：当前国际局势的“十字路口”效应与中国的应对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

朱锋指出，大国政治的对抗冲突、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与气候灾变不断恶化的三重叠加效应使得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空前动荡复杂，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全球治理成为中国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给世界展现如何共同团结应对各种风险的中国声音和中国力量。然而受世界政治形势动荡尖锐的不确定性和国内政治的高度内卷的“十字路口”效应影响，全球治理的大国合作越发困难。一方面我们要继续为世界政治和平安全和发展继续高举中国旗帜，注入中国方案，讲好中国故事；另一方面，二十大报告再度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中国人民要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走稳、走实、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面对动荡紧张的国际局势正在给予世界信心的中国答案。

刘鸿武：中非合作精神与国际正义及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教授

刘鸿武指出，当今非洲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把非洲国家组织、统一起来。中非合作为未来合作共赢提供了一种公平正义的全新全球治理模式。基于中非合作，中国为非洲国家长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包括“一带一路”建设、基础设施、产业、医疗、卫生等合作，如今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把中非合作视为实现非洲统一与增强非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力量的重要外部依托力量。未来，发展中国家为实现全球正义与全球治理，必须重新建构话语体系，团结一致重新塑造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发展、主权等问题，在此方面，中非合作开辟了全球治理和公平正义的新时代，我们应该为它作出更多努力。

王绍光：历史恶行与索偿正义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王绍光认为，谈到国际正义，一方面是不能仅限于一般的探讨，而是要找到推进国际正义的抓手，另一方面是不能被动防御，而是要有主动出击的冲动和能力。他认为，历史恶行是过往加害方对受害方利益的损害，为了平衡加害方恶行产生的罪责，受害方索赔是实现正义的必要手段。同时，他谈到索取赔偿在过去20多年里往往不在媒体尤其是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下，国内的相关报道也较少；西方在索偿方面经常比较积极，但是他们对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索偿赔偿是坚决抵制的；发展中国家在索取赔偿方面也有集体行动，有很长的历史。最后，他强调，尽管不知迟到的正义何时来到，但我们还是要不断追求正义。

叶海林：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地区效应——中印比较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叶海林以中国和印度为例，分析了中印两国在经济地区效应方面值得关注的要素值，一是中印两国关注的地区事务重点不一样，中国更关心中国经济成长和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联动，印度的区域事务中首先关注的就是安全。二是中印两国的区域合作策略不一样，中国的区域合作更强调多边，印度更强调双边。三是在地区合作的贡献度上，中国的区域贡献度显然高于印度。另外，他认为学术界不能把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视作是理所必然的，实际上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需要自己的逻辑和经济学理由，仅仅强调大家都是新兴经济体就应该合作这一理由过于简单，不利于解决实际问题。

张健：欧洲安全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欧洲所所长

张健指出，当今世界风云诡谲，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前所未有，国际安全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为突出，如何把国家治理和地区安全治理以及国际安全治理相结合，是各国各地区以及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欧洲是全球一支独特的重要力量，在全球安全治理中有独特的重要性。他指出，中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上有相同之处，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对话和合作都在增多等，这些都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欧洲的安全治理思路，中欧可以合作推进与改善国际安全治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夏添恩（Tim Summers）：国际正义与全球治理——新地缘政治下的“开放”

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

夏添恩的演讲从国际正义或者全球治理是否仍然可行这一问题展开。他认为中国领导层已经开始关注全球治理了，中国非常强调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自力更生，同时也越来越重视对外开放。如今美国和中国之间已经明显转向了战略竞争，减少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已经成为西方国家讨论的主流。总体而言，中美关系不太可能大幅改善，但它切实显示了西方政府面临的一系列复杂性和矛盾。真正的全球治理非常困难，这需要新的配置来共同解决全球问题，在需要西方国家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保持非西方国家的参与。非西方世界的参与还可以应对全球政治经济中持续存在的权利和不平等现象的国际正义。

叶桂平：中国式现代化对葡语国家的借鉴意义刍议

澳门城市大学副校长、教授

叶桂平的演讲从三个部分展开，分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特质和世界意义，作为世界上九个葡语国家跟中国的历史渊源及中国式现代化对于葡语国家的世界意义。他认为澳门跟分布在世界不同洲域的葡语国家有400多年的语言、法律和人脉渊源历史。我们要在推进中国与葡语国家的关系中进一步发挥澳门连接中葡的纽带作用。我们可以通过澳门的融资租赁平台把葡语国家丰富的食材、中医药材引进内地，更好地实现合作共赢。总的来说，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借鉴的桥梁，澳门中葡平台在中央授权下肯定能够扮演更多角色，为国家外交事业，为中国推进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加分和助益功能。

陈文鑫：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解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执行所长

陈文鑫的演讲从三个部分展开，分别是拜登政府的世界观和治国术、拜登政府的中国观和治华术以及对以上两点的一些思考。美国提出两大战略挑战，一个是大国之间的竞争，主要包括制度竞争、科技竞争，第二个是跨国性的共同挑战。美国对华战略的定位是中国是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越来越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关于最终怎么实施对华战略，美国提出了投资、联盟与竞争三个方面的战略。针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国既要体现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新思想，同时也要有战略自信，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能够比较好地应对美国对华的战略竞争。

斯特凡E·魏斯哈尔（Stefan E. Weishaar）：欧洲能源危机——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格罗宁根大学法学与经济学教授

斯特凡E·魏斯哈尔主要讲述了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近零转型和碳泄露的内容。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持续快速增长，气候变化带来深远影响，出现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近零碳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巨大的挑战。近零碳根本上是需要对经济、生活和消费方式进行深刻而根本的变革。解决方案是：首先，我们要评估EITE的支持计划能否真的成功，事实上，EITE在保护我们的产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次，需要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来协助支持脱碳承诺的实现。中国也在认真对待气候变化，希望协同合作让行业真正脱碳。最后，希望找到更加全面的近零碳方案，希望更多国家参与进入，真正实现近零碳的目标。

施训鹏：实现能源公正转型

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教授、国际能源转型学会理事长

施训鹏聚焦于能源和气候变化的关系和在能源和气候变化中面临的五个不平等问题。第一，能源转型问题本质上是和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货币的两面。第二，在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中涉及到责任问题。第三，能源转型的驱动力气候变化本身的影响对于“南边”国家会更大。第四，能源转型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能源系统问题，而且是社会系统的问题。第五，能源转型归根结底是跟人有关系，我们必须采取更多行动。中国方案能为世界做出哪些贡献呢？第一是坚持利用好现有国际民间机构。第二是可以在其他国家设立重点项目。第三是通过碳市场跟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最关键的是加强国际国内经验的总结分享让世界其他国家也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学到先进经验。

孙永平：全球气候治理与气候正义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孙永平主要从国家层面探讨气候正义与气候治理。受气候变化影响最敏感的国家主要是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并不是主要排放贡献者，但却是最主要的受害者，这样就对赔偿和气候治理提供了科学基础或者依据。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美国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签约问题上曾经两次反转、拒绝签署。西方所谓的气候正义具有虚伪性，他们不断把这个问题地缘政治化，把枪口对准中国，对准很多发展中国家，把更多责任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坚守全球治理观，在经济增长、脱贫攻坚、环境保护、减碳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成汉平：俄乌冲突背景之下深化中国东盟区域治理合作的现实意义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基地主任

成汉平首先阐述东盟国家在俄乌冲突所持的四个不同立场，其次指出这四种不同的态度对我国和东盟进行区域合作治理的五个作用。一是落实中国和东盟3.0版升级自贸区；二是推进双方的南海行为准则；三是有助于启动更多安全合作机制谈判；四是以小区域治理合作带动大区域治理合作；五是推进我国和东盟之间智慧城市合作走深走实。最后指出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强化和东盟国家治理合作的现实意义。一是对冲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影响，牢牢掌握全球治理领域的主动权；二是有利于推动中国“五个家园”的顶层设计；三是淡化我国周边环境的二元结构；四是有利于民间大使与公共外交作用。

樊吉社：国际军控秩序的公平正义——基于规则还是利益？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副院长、研究员

樊吉社探讨了国际军控秩序领域的公平正义问题。首先，他从国际军控秩序的定义入手，指出国际军控秩序不仅仅包括一系列成文的条约和协定，也包括一些不成文的规则和规范，与这些条约协定、规则规范相匹配的还有机制、平台、对话、组织等。其次，他探讨了国家军控秩序是否是公平正义的问题，并指出由于一些国际挑战的存在，现在的军控秩序实现平等的可能性遥遥无期。最后，他提出国际军控秩序将会走向何方的问题，他认为，国家军控秩序的合法性和存续的必要性将持续面临挑战，最终这条秩序会出现失序，虽然最终也可能会实现正义和平等，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未来秩序坍塌和崩溃的可能性风险会不断上升。

张敏：全球发展倡议下中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科英布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中方执行主任

张敏从全球发展正义角度来看如何推动中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张敏从中欧合作为什么会推动全球发展，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力量入手阐释，强调中欧合作的重要性。其次从全球治理遇到的难题出发，指出中欧合作会遇到的障碍性问题，并强调要在新形势下坚持发展，不断创新中欧合作新政策新模式。最后指出全球发展倡议将为构建中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引领和合作基础，中欧必将在推动实现世界经济增长实现共赢发展，构建绿色合作等全球发展领域发挥更加积极的引领作用。

虞崇胜：政治文明视角下的和平与战争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虞崇胜认为，和平与战争是人类终极话题。从政治文明视角看，争取和平是文明的，发动战争是野蛮的。战争曾经给人类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因此，永远不要轻言战争，永远不要轻视和平。和平不会自动实现，需要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共同努力去争取。爱因斯坦认为，和平不是靠武力得到的，只有理解才能；以战止战，此种战争意味着和平。为了争取持久和平，必须弘扬和平的思想理念，创造和平的发展环境，消除和平的战争威胁，建设和平的文明国家，建立和平的协商机制。

阮建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全球治理变革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阮建平指出，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着三类问题，第一类是全球治理体系代表性不足导致与权力分配成员之间合理结构严重背离所引发的合法性危机；第二类是大国竞争加剧了治理困境，难以有效凝聚全世界共识；第三类是国内治理外溢冲击了全球治理。如何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由主义方式，另一种是保护主义方式。这两种方式都有各自逻辑，按照任何一种方式实施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全球治理问题。对全球治理而言核心是保障和平衡每个国家的发展权利，因此全球治理改革要兼顾各种价值需求，各国要加强政策协调和战略对接。对于中国来讲，面对全球挑战中国展现出负责任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加公平公正方向发展。

利天佑（Francisco José Bernardino da Silva Leandro）：葡萄牙语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三个新职能结构转型

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副院长

利天佑基于三个葡语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东帝汶的案例，来分析和平如何帮助这些国家进行结构转型。首先是建构主义。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一些特定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在社会发展方面面临巨大挑战，最关键的就是环境脆弱性。这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点是都面临着不太稳定的政治局势。其次，转型的基础是什么呢？这三个国家的转型主要是由市场经济驱动的，同时非常强调私营企业对于整个国家经济的贡献，认为国内规划可能会比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加重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三种新功能结构转变——政治制度或者框架的稳定肯定是非常重要的，相对成功的转型一定是基于市场经济，而且要从一元化经济变成多元化经济。

席来旺：当代中国国际正义理念及其在外交实践中的体现

河南师范大学世界和平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席来旺认为，当代中国的国际正义理念及其在外交实践中的体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的价值理念及其实践，并以内在原动力、巨大推动力与积极影响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其次，中国牢牢把握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的正确方向；最后，中国敢于迎接挑战，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他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放到中国外交总体目标的战略高度，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的自身发展密切相关。此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与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遥相呼应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

王鹏：以斗争求团结——目前对美气候合作中的统战策略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王鹏基于大国竞争的背景，针对目前对美气候合作的统战策略问题进行发言。他指出，当前中美大国竞争冲击了全球气候治理，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和气候政治存在合作与斗争的两面性。美国既对我国进行外交拉拢、成本分摊等合作，同时也采取了科技竞争、产业打压、政治敌对等措施。中美两国在竞争和合作两个层面上，中方的诚意高于美方。此外，王鹏用官僚政治模型来解释美国环境气候部门的利益考量。美国环境气候部门相对来说是弱势部门，面对着其他强势部门以及美国跨国公司的压力。以斗争求团结，中国可以争取联合欧盟，以倒逼美国进行合作。中美之间可以就绿色金融开展务实合作，在非敏感技术领域开展学术交流和技术合作，加强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

赵斌：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资源投入——基于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合作的分析视角

西安交通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赵斌认为，各国对于环境治理资源投入的不足，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自身的严重环境治理赤字是导致环境治理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赵斌认为，如果在全球生态治理领域体现为冷冰冰的数字符号，推动国际正义则很难成型。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从中国提出加大对全球发展资源投入的表述来看，全球气候治理和绿色发展合作注定要成为中国下一阶段进行综合性资源投入的主要领域，可以预见中国对于资源投入的范围不断扩展，层次不断深化，必然会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和绿色发展合作模式转变、理念创新和制度变革。

吴巧生：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选择——公平正义的视角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与管理学院二级教授

吴巧生对近年来全球的碳减排现状以及中国在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和优势进行阐述，从公平正义的视角，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制度和演变路径进行分析，发现气候正义的观念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逐渐凸显。根据目前形势提炼出当前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存在的风险与压力，并提出统筹能源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统筹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统筹气候变化适应与减缓，走中国特色气候变化应对之路；以维护气候公平正义为前提，避免气候变化问题过度政治化，减少世界经济体气候适应能力鸿沟，加速全球脱碳进程；协调各方利益，化解冲突与矛盾，努力实现求同存异的建议。

齐思源（Vasilis Trigkas）：修昔底德与中美权力转移伦理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博士后

齐思源主要分享了修昔底德与中美权力转移伦理，指出全球治理和国际正义的重要问题是美国和中国如何更好加强双边战略关系。首先，在修昔底德看来，霸权转型背后的驱动力是国家领导能力的差异所导致的国家不均衡增长，帝国主义的扩张既不是个人力量的结果，也不是国家财富的结果，而是雅典政治家们决策的结果。其次，荀子同样认为善意是君主所需要的基础，修昔底德与荀子在欧亚大陆两种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中形成了类似的理念，这证明了善意和谨慎的领导角色的概念具有普世性。最后，他提出谨慎和善意原则的运用路径，即在中美关系中，谨慎意味着美国和中国不会相互挑衅，必须避免对抗；同时培养双方的善意，以更好的领导力带来更多善意合作。

陈志瑞：多边主义、复边主义与当前全球治理

外交学院教授、《外交评论》执行主编

陈志瑞聚焦于多边主义、复边主义与当前全球治理展开此次报告。首先，他介绍了多边主义的特征，即不可分割性、普遍的行为原则和扩散互惠性。其次，他介绍了在多边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竞争性多边主义，竞争性多边主义主要指国家多边组织或非国家行为体利用已有的行为组织挑战既有的规则使命或者战略。接下来，他指出目前多边主义面临严峻挑战，如多边主义的意识形态化、价值观化等异化，导致全球治理面临着系统性危机。最后，他指出塑造一个包容而非排他、多元而非割裂的全球治理秩序是当今世界的重大议题，中国始终倡导以平等性、灵活性、包容性和有效性为特征的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全球地区的多边主义对话，共同努力改善全球治理。

迪亚洛·约罗（Diallo Yoro）：中国特色现代化：可供发展中国家学习的中共二十大的重要经验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法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迪亚洛•约罗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可供发展中国家学习的二十大的重要经验。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中国背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而不是西方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国家发展，以和谐统一方式，在这样的道路上不断改善人民福祉，形成共同繁荣，实现世界所有人民的福祉，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合作方向，在未来会更加坚持原则，不断创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上谱写新的篇章。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新的选项，发展中国家基于自己的国情可以选择自己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的是一个更好的模式，在全球广泛认可，中国设置了一个很好的范本，让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

关培凤：基于国际正义理念的中国边海外交实践

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

关培凤从国际正义的两个核心内容，即平等正义和公平正义两个角度分享中国与周边国家边海争端中的具体实践。从平等正义的角度，中国边海外交实践的平等正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强调争端的历史遗留属性，二是强调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新型的平等的国家间关系，三是强调和平谈判对话协商解决方式，四是强调相互尊重，反对大国主义。从公平正义的角度，中国边海外交实践的公平正义，强调互谅互让、相互调整，还强调兼顾历史与现实。最后，中国在解决和应对边海争端的数十年间严格恪守国家间相互尊重，主动践行国家间互谅互让原则，本能自觉捍卫了以平等和公平为核心的国际正义理念，为国家稳定和发展创造积极有利的环境。

张家栋：俄乌冲突中的国际道义问题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张家栋认为，国际道义有共通的、共同的标准，但是也有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对俄乌冲突的观察视角至少有三种：国际法律视角、时代视角以及从地缘政治视角考虑的利益视角。其中法律是道义最核心的基础，国际法视角最具有规律性，时代视角是理解俄乌冲突中道义问题最关键的要素。在帝国时代，战争和征服都是取得领土的合法方式，但在主权国家时代获得国家利益主要靠国际贸易。国际社会对俄乌冲突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的行动和目标。在是非难分的情况下，时代特征也难以判断，联合国体系就是道义标准主要制订者。中国在俄乌冲突的道义排序是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

蔡恒进：开显人类文明的第二增长曲线以应对全球治理挑战

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

蔡恒进认为，要研究并应对全球治理的挑战，需要建立在中性理论基础之上。我们将亨廷顿的“文化肯定”拓展到个人层面，认为“自我肯定需求”才是人类的核心动力。每个人都倾向于肯定自我，希望在分配环节得到更高的份额，因而总的自我肯定需求必定大于其所在社会的当下产出。面对其中的矛盾，近代以来人类通过发明创造和科技进步实现了物质生产的繁荣发展，而随着该第一生长曲线开始饱和，人类要规避内卷，满足自我肯定需求，就需要开显第二生长曲线。元宇宙是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人类意识世界的延伸，是人类进入人工智能世界的入口，在元宇宙中主体和财富的大量涌现，有可能开显出人类文明第二增长曲线。

陈兆源：利益相关、外交自主与“俄乌冲突”中的各国立场——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的实证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陈兆源认为，国家利益和外交自主性是影响各国在“俄乌冲突”中立场的两大重要因素。对比联合国大会中几轮涉及“俄乌冲突”投票的结果变化，发现发生立场转变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变化的方向主要是从追随立场转变为平衡立场，这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中间地带”的存在。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影响投票立场的主要是其与俄罗斯与美、西方的关系，一个国家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越紧密，就越有可能在投票中采取非追随立场。从外交自主性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采取非追随立场主要是认为有待表决的草案不具备正当性，因而不愿意参加投票。此外，陈兆源根据联合国涉及该问题的几轮最新投票情况，也指出还要从不同国家对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理解差异角度来进一步完善上述观点。

冯传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器物-制度-思想的三维一体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冯传禄认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的提出并非是中国心血来潮的，而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一贯立场，三者之间不仅构成了器物、制度和思想的三位一体，而且每一个倡议自身也实现了这种三位一体，彰显出了中国立己达人、兼济天下的责任担当。同时，他也指出中国的和平发展面临多种陷阱，其中既有来自国内的也有来自国际的，如何有效避免这些陷阱是中国在对外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时的必要考虑。此外，冯传禄还认为目前学界对于推动这些倡议落实的路径研究、对手及合作伙伴的立场偏好研究还相对较少，呼吁学界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找到最优的实现路径。

注明：以下为大会报告（三）的嘉宾发言，因没有合适的照片故只发布文字摘要。

邓红英：大国战略竞争下国际正义的维护难题——以俄乌冲突为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邓红英认为俄乌冲突不仅是一场军事战，也是一场非常激烈的道德战。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俄乌冲突积极地争夺国际道德高地，把这场战争描述为侵略和反侵略斗争以及民主与专制的博弈；另一方面，俄罗斯也进行了大量地宣传和辩护，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在这场道德战当中，可以发现维护国际正义的过程中存在很多难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西方国家得不到支持，反映了它们的道德权威丧失。邓红英认为，国际主流没有支持俄罗斯，美国内部也在对这场战争反省，说明大国的国际正义其实是发挥了主导作用的，需要进一步把大国的权力关在笼子里，发挥新型大国、国际舆论和国际机制的作用，用国际正义引领全球治理。

彭博：美西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语境下的双重标准

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课题规划主任、研究员

彭博阐述了现有国际政治体系的运行“规则”以及由西方作“最终解释”的实质逻辑。在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仅存的超级大国，对自身的政治体制和国际关系理论更是信心百倍，并将推广美式民主价值观作为崇高追求，试图要求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接纳这套理论体系和游戏规则，以规则制定者自居的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惯用双重标准。他认为在国际关系中使用双重标准是一种短视行为，虽然这么做看似在短期内获得了一定利益，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却破坏了国际秩序中互信互助的重要原则，从而使规则变得不再有规矩，是真正的“不基于规则”，呼吁西方需尊重多极化并立的新型国际关系。

杨博文：多边与共治：《巴黎协定》后全球气候善治路径与中国策略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研究员

杨博文指出，《巴黎协定》建立了“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各国的身份、法律地位和承担的国际义务都已经有质的变化。杨博文认为，“后巴黎时代”各缔约国更加注重气候正义价值诉求的实现，这不仅伴随着地缘政治博弈，同时也面临着气候责任和气候利益的竞合。中国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战略下，倡导以公共气候物品供给和私人气候融资助推气候治理新局面，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继受原有规范性气候外交工具基础上，抵制不符合WTO规则的气候隐性壁垒，创新国际碳市场对接模式，履行《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机制要求，并推动气候治理共商合作多边主义模式，构建“良法善治和合作共赢”的制度性话语权体系。

韩永辉：全球投资治理中的“权力让渡”——以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为例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教授

韩永辉指出，投资便利化逐渐成为逆全球化下国际投资规则革新的新趋势，促使主权国家重新审视既有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争端解决条款，推动国家权力让渡和国家利益在新一轮规则改革中实现再平衡，为中国以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双重身份参与国际投资规则竞争提供新窗口。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争端机制的发展历经起步-稳步推进-快速发展-改革四个主要阶段，其实施成效、仲裁结果、产业分布与条约选择偏好具有国家异质性，受机制结构性矛盾、过度赋予投资者权力以及限制投资促进等问题掣肘，在多方利益攸关者博弈下出现机制反冲。中国应把握好ISDS机制多边谈判时机，巧用区域贸易投资平台探索形成ISDS机制改革新实践，为兼顾国家规制权与提升投资者信心提供规则保障。

刑瑞磊：能力接受与权威信服：中国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路径选择

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刑瑞磊认为全球治理的内涵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三个维度：一是工具机制的创新，即解决全球性问题和公共物品供给能力的供给和方法；二是多元行为体参与公共全球事物的权力博弈和利益博弈的过程规范；三是全球治理维度涉及到秩序维度的自愿愿景。这三个维度间构成了一定的差异性：一是国际政治，即国家能力建设；二是以联合国等为代表的多边机构多边主义政治场景。对于中国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工具性的理解，首先就要把全球治理作为国家能力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次在多边舞台上进行协商，这个协商是一个竞争过程；最后就是要将其作为一种构成性的理解，不仅仅是在多边舞台，还要在各个双边多元行为体中把中国全球治理正义观进行内化和广泛承认。

荆珍：环境正义视角下 REDD+机制国际法律框架的构建

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访问学者

荆珍认为，环境正义是立足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性”而得以确立的价值理念，它以生态科学为前提，遵循生态法则与道德法则的平衡与统一，实质上是“可持续发展伦理”。环境正义主张在国际环境会议、环境法和运动中历经三次更迭，这也成为环境正义原则的基础。环境正义原则于2005年被北极的因纽特人用来解决国际气候变化引起的人权问题争端，给气候正义的决策者以警示。实际上，有效的 REDD 机制国际法律框架的构建应涵括环境正义原则一是承认原住民族的环境自决权，二是赋予原住民族因环境不正义而获得补偿的权利，三是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加强与原住民族的交流并反映其心声。

惠利：中国式生态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与时代价值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惠利指出，自工业化以来，全球变暖导致全球各个区域极端事件的变化。全球生态治理存在理念、发展和行动困境，迫切需要更具雄心的行动，而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可助力发展中国家走出新的现代化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加快低碳绿色发展，探索发展与保护共赢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展现中国担当，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在理论上，将生态环境纳入生产力和民生范畴，修正财富组成和分配理论；拓展可持续发展理论，促进人类文明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阶段。在制度上，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战略任务，促进生态治理体系和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系统统筹，协同推进降污、减碳、扩绿、增长。

郑剑：社会资本视域下全球治理的中国责任担当

山东省济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郑剑主要介绍了社会资本视域下全球治理的中国责任担当。首先，他指出社会资本理论是社会认识推动社会实践的动力系统，是确保人类社会实践的资源总和，具有适应性、解释力和科学性。其次，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创造性和发展潜力，我国的制度社会资本是全球治理公平正义的根基和不竭动力。最后，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全球治理的效能，是社会主义中国责任担当的力量源泉，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全球善治的探索指明了方向，中国社会资本总量的积累是确保世界公平正义的定海神针和中流砥柱。

董珊珊：新型全球化的特征与中国引领新型全球化的路径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讲师

董珊珊主要探讨了新型全球化的特征与中国引领新型全球化的路径分析。首先，她指出超级全球化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失衡不公正、气候危机和脆弱的和平等问题。其次，她介绍了新型全球化的特征，即公平公正、包容共享、普惠均衡、文化与发展模式和道路共存共荣、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修复的国际合作。最后，她指出中国引领新型全球化的路径包括：以“一带一路”引领包容共享普惠的新型全球化方案；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贡献智慧、能量和解决方案；以制度性开放高水平开放通过创设包容普惠的规则体系吸引更多利益相关者加入；深度开放为全球治理提供有效解决方案等方式引领新型全球化。

冯旺舟：基于国际正义的全球化和国际关系体系重构——基于“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冯旺舟认为，“政治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当代全球化的本质，即全球化是资本的国际化，是资本的空间扩张。资本主义改变了国家、主权的社会关系和国际体系，构建了民族国家（领土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在雅尔塔体系崩溃后，国际关系走向了新的阶段，产生了新的问题。因此，要实现国际正义，必须从四个方面重构全球化和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一是要立足于民族国家开展重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斗争；二是要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系（资本关系）中探寻重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突破口；三是要以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全球霸权为抓手，重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四是要以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目标，实现对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重构。

章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海洋治理——变革趋势与中国应对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副教授、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院

章成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发，针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海洋治理规则正在发生深刻变迁的情形，讨论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应当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积极建言献策，为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国智慧。随着国际权利转移，为有效应对“逆全球化”趋势保障自身海洋权益，中国应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中国应以海洋环境保护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中的切入点；应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海洋共同逻辑为指导；应增强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条约规则制定过程之中议题设置、约文起草和缔约谈判的能力，扭转中国在国际条约规则缔结中的被动地位。

鲁旭：中俄维护国际正义的共同立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副教授

鲁旭认为国际正义肯定是世界秩序的基石，国际正义观和一般的正义观是一样的，并且总结了以下四点共同立场：一、中俄都希望构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他们都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二、中俄都反对单极霸权主义，主张世界多极化。三、中国坚定不移深化中俄背靠背战略对话，在行动上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毫不动摇去反对任何单边主义和霸凌行为。四、共同提倡中俄会进一步扩大开放自由，反对极端保守主义，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中进一步强调俄罗斯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强大的俄罗斯，中俄是彼此优先合作伙伴。

成志杰：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建设的理论逻辑、核心要素与形式选择

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讲师

成志杰认为，首先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尤其是大国都在探求世界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并通过合作机制的平台来发出声音和推动变革。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建设继承和发展了由西方提出的国际机制建设的理论逻辑。其次，结合由新兴大国引领的金砖机制和上合组织机制建设的实践，可以提炼出影响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建设的两个核心要素，即引领者和核心目标。最后，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建设需要进行形式选择。已有的国际机制理论可以推导出合作机制建设的三个层次和三种形式，即国际惯例、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三个层次，对话机制、“对话机制+约束机制”和国际组织三种形式。

李家胜：价值“正义”与美国“印太战略”

西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李家胜聚焦于美国“印太战略”阐述其背后的价值观问题，认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本质就是制造分裂、煽动对抗、破坏和平，也是美国“印太战略”背后价值观推行的真实的外交目的。“印太战略”对于亚太而言，不管是价值观领域还是合作机制还是在安全制度上都是明显的冲击。在中国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中，和平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公平正义是国际交流规范，民主自由是制度文明的标志。若要在话语权之争上不落下风，高举亚太旗帜，则需要从和平发展上去构建亚太的基础，公平正义上去构建亚太的规范，民主与自由上构建亚太的自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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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成立于2014年2月，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成立的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由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中国著名哲学家欧阳康教授担任院长。设有国家治理理论与比较研究中心、国家治理体系与政策研究中心、国家治理调控与评价体系研究中心、治理信息采集与大数据处理中心、政府决策支持系统研究中心、湖北区域治理与中部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等机构。现有专兼职人员35名，客座研究员46人，外籍客座研究员18人。

2014年11月，被评为湖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5年初被纳入湖北省“十大改革智库”；2016年初被纳入“湖北省十大新型智库”，命名为“湖北地方治理研究院”；2016年3月建成国家治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2016年12月入选中国智库索引（CTTI）；2017年11月入选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中国核心智库；2018年1月进入中国大学智库机构百强榜位居第18位。2018年12月进入“中国大学智库百强榜”高校A类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