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上午，“2022年全球变局与中国方案”暨庆祝国家治理研究院成立八周年高端论坛高端论坛在华中科技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举行。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元元，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徐青森，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爱国，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等领导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许晓东主持。来自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家气候中心、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单位的15位顶级专家作主旨演讲，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研究生院、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人文社会科处等职能部门领导和国家治理研究院师生50余人以及线上4000余观众参加了论坛。
推动2022年全球变局的几大变量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2022是特殊的年份，是新时代的序幕年，将奠定未来五到十年的基础。疫情加快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的几大变量可能会进一步加速变局:
第一，战争的风险骤增。在叙利亚、埃塞俄比亚、也门、俄罗斯、乌克兰等地的战争风险越来越大，美国一直想办法激发战争。第二，疫情的风险骤增。疫情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量，到底是采取欧美的方式放开管控，还是中国的动态清零，这两个选择对世界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影响都非常之大。第三，经济复苏呈现分化的趋势。2022年的经济增长全球会呈现K字型的分化趋势。第四，通胀风险。当前的通胀风险在短期内可能不会完全结束，石油价格也出现了攀升的趋势，通胀的风险还在继续。第五，金融风险。货币政策的分化会给全球带来金融风险，有专家预测2022年到2023年会有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第六，全球供应链的断链。有两重因素，一是疫情因素，二是美国包括欧洲在缩短供应链，供应链正在重构。第七，债务危机和债务风险。第八，政权更迭、政治动荡。全球20%的国家可能会政权更迭和政治动荡。第九，生态环境危机。生态环境危机包括极寒天气，包括水灾、旱灾、风灾，也包括日本的福岛核污染，这些都会对整个世界经济、政治和人类生存环境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第十，地缘格局将发生剧变。第十一，中美关系。如果两个国家合作对世界经济会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两个国家对抗将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
变局中落地战术的布局
（翁诗杰 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公共卫生百年来所承受的一场沉重打击，其所衍生的灾害层面，涵盖全球的经济衰退，运输物流的停滞封堵；国与国之间战略外交关系的备受考验；国际社会信任赤字的加剧；国际组织的全球治理，机制与能力短板毕露。这林林总总已构划了这次百年未遇的大变局。
在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的叠加冲击下，中国涉外的国际公共产品，从“一带一路”倡议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落实推进，预料今后面对的挑战势必加剧。首先，美国当前在多个领域倍感中国竞争乃至反超的压力之际，变本加厉在国际间拉帮结派，意图进一步孤立封堵中国的举动，已是昭然若揭。其次，对华表示怀疑（疑华）乃至敌视（仇华）的情绪和观感，不时会反映在东南亚媒体的舆论，或大学智库针对大国的信任度所作的抽样民调。这种深层的“疑华”心态，追根究底可说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延续。再次，2022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开局之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关系已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当务之急是中方需要赢取东盟民间对华的信任。最后，在智库、媒体与民间团体的对接与互动方面，中外社会制度的迥异是必须直面的问题。海外多种朝野势力的并立与博弈，构筑了当地不同群体对同一事物的多元立场和观点。
眼前的这盘攸关软实力博弈的大棋，中方近年来战略的布局反映出其本身的高瞻远瞩、格局与气度，可落地战术的操作，离不开善用创意点子的智慧。
中美全球治理的比较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2022年国际形势很不确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具体变化，内涵也有所改变。今年有六个问题需引起注意：第一，疫情还在延续，它是影响世界经济、人们的生活和国际交往的重大因素。第二，目前全球供应链不稳定，通胀严重，蕴含着金融危机的风险。第三，全球化的态势受挫，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民粹主义抬头必将导致反全球化势头越来越强。第四，大国关系越来越紧张，西方正在试图推行“新冷战”。第五，部分非西方国家局势不稳定。第六，全球治理的赤字进一步深化。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是一个自变量，也是全球治理一个新的积极参与者。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比较有四个差异方面：一是中国的全球治理以联合国为中心，而美国以自身及其盟友为中心。二是中国强调发展，而美国强调安全。三是中国强调伙伴关系，而美国的全球治理是等级化的。四是中国是尊重他国自主发展道路，美国则是干预他国内政。
为推进未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专家学者还需一方面促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必然且必要的这一观点形成社会共识，另一方面在技术上有所改进，全球治理需要讲究方式方法。
“百年变局”在加速演进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百年变局”在加速演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动能重启，疫后复苏的数字升级和行业分化。2022年经济将呈现分化式的增长复苏，经济增长率离不开数字化特征，全球数字链将会形成，数字经济的增长已经成为拉开国力差距的关键变量，中美数字竞争愈发激烈，中国要从跟跑者成为领跑者。二是大国格局重塑，全球重心快速向亚洲转移。疫情加速中国GDP赶超美国，国际预估在2025年左右全球前四大经济体中将首次出现亚洲占三席的局面，欧洲国家的国力将会呈现颓势。三是政治体制的重生，西方政治制度快速衰败。德国、法国、英国等老牌欧洲强国将告别“强人执政”，政党制衡的局面加剧。美国陷入“国内冷战”。四是全球治理重组，传统体系面临“不改革则崩”的窘境。新冠疫情导致全球治理的大休克，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为领导的全球治理惯性与行为传统彻底失势；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治理与主要国际组织严重失常；以G20、G7为代表的全球危机应对大国协调机制极度失位；以IMF、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财政货币协调机制全面失措。
十四五期间，“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们面临着四个课题：数字升级时代的沉思、亚洲重心时代的变革、政治杂乱时代的坚持以及全球改革时代的设计，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疫情政治学：新冠病毒冲击下的制度与价值之争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爆发开创了人类历史上非常重大的疫情时代。新冠病毒对世界政治和经济产生了五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在经济方面疫情导致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等出现问题；第二，在政治方面疫情使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呈现上升趋势，引发新的权力和安全的焦虑；第三，在社会方面美国和西方的自由价值、宗教信仰等引起了应对疫情时空前的社会分裂；第四，在观念方面中国应对疫情基于对保障人民生命健康财产的基本责任，彰显了中国治理模式的内在核心要素的生命力；第五，在地区效应方面疫情的好坏效果之分所呈现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
当前，国际治理机制存在三大挑战，一是大国竞争的恶化，二是国际治理制度的相对失效，三是贫困化问题。有效的疫情国际治理的基础是国内治理，我国在为全球治理贡献之时，必须先分析国内在面对疫情挑战的情况下治理的进步与发展。有效的国际治理要求全球治理的参与必须建立在国内面对疫情挑战升级的完善制度基础之上；国际治理不取决于单个国家的行动，而是要有整体的思考、反思和投入；要思考疫情带来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抑制一切消极因素的蔓延？要考虑如果东亚成为全球商业中心，那么其未来前景将是怎样的？
中美战略博弈的利益边界与力量限度
（樊吉社 中央党校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拜登政府执政一年多以来，在对华政策上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路线，甚至比拜登政府做得更“实”，更接近于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做法。因此，可以认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具有一种“小号特朗普与大号奥巴马的特征”。对于中美关系的认识，美方提出了“3C”（Competition、Cooperation、Confrontation）的定位，而中方则明确反对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
回顾一年多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到中美关系当前正处于新旧框架交替的漂流阶段，美国可能正在进行二战以来的第四次重要战略调整，并且这种调整应该已经基本成型，这种新旧交替的状态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展望未来，中美关系当前的这种状态大概率会继续延续下去，双方求稳的可能性是在上升的，但同时也要看到中美关系多点并发的较量和斗争，中美战略博弈具有长期性，双方仍将继续探索利益边界和力量的限度，明确这两个方面中美关系才有可能进入相对稳定期。同时，也要看到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具有世界性的影响，未来双方竞争的重点很可能将聚焦在广阔的中间地带。
2022年的中印关系与中国西南方向战略调整
（叶海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中印关系具有非常显著的独立性，印度作为影响中美关系的次重要国家，其在国际关系中的表现往往不是由主要国家来制约的，而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当前，中印关系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边境安全问题十分尖锐，在打压中国企业上，印度表现地十分积极，甚至比美国更早、更彻底。在中印关系问题上，双方存在认知上的误区，中国认为双方同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多共同利益，需要“相向而行”，而印度则将中国视为影响其发展、崛起的重要阻碍，印度要想崛起，必先超越中国。基于这样的认知分歧，中印关系升温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相向而行”困难重重。
因此，在对印战略上，中方要保持清醒。一要重视东南亚在印太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稳定东南亚国家；二是要科学评估印度方向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即便中印关系存在困难也不会对中国的发展带来太大影响；三是从根本上改善双方关系具有很大的难度，从疫情防控来看，印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印度崛起短期内难以实现；四是要加强与印度周边的其他南亚国家的关系，中国需要的是南亚地区的稳定，而非是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地区的稳定。
从偏执到焦虑：末路穷途的新冷战
（王绍光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对2022年全球变局的把握需要考虑影响它的三类因素：一是大量不确定性因素；二是大概率事件；三是确定性因素。此次发言将围绕确定性因素展开。
“冷战”和“新冷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从概念出发， “新冷战”与“冷战”的区别：冷战的背景为西方达到历史的巅峰，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美国与对手相比占绝对优势，而新冷战的背景为西方的相对地位持续下降，发展中国家追赶上来，美国不再拥有绝对优势；冷战的症状为偏执，即必须用一种主义代替另一种主义，而新冷战的症状为美国担忧中国取代其霸主地位，对中国从留意到关切、从担忧到焦虑，当前美国已经展现出焦虑的症状。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实力对美国的超越不是不确定事件和大概率事件，而是确定事件，中国的超越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大前提下，新冷战的走向存在两种可能：一种为美国焦虑变为无奈，接受现实，重构竞合关系，称之为“柳暗花明又一村”；另一种为美国的焦虑变为恐惧，拉帮结伙，拼个鱼死网破，称之为“抽刀断水水更流”。面对后一种情况，对于未来我们要“抱最好希望，做最坏准备”，根据中国超越美国这一确定的趋势来做战略布局的调整和准备。
实现较高增长是破解全球变局的最佳方案
（林毅夫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
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什么会产生？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来看是非常清晰的。近代侵华的八个国家的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世界的50.4%，2000年的新八国集团，其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世界的47%，整个20世纪的世界格局相当大程度决定于这八个国家的关系。在2018年新八国集团经济总量按购买力评价计算只剩下全世界的34.7%，丧失了过去傲立天下的能力，而造成经济力量对比变化的原因是新兴市场的崛起，主要是中国的崛起。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政治格局也产生变化，受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使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中美之间的竞争给世界经济格局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和挑战。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的根本原因，应对的最好方式是我们保持定力实现较高的增长，让世界格局从当前的不确定进入到新的确定的稳定的状态。具体目标是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一半，科技水平达到与美国相当的程度，从而打破技术“卡脖子”等困境，迫使美国接受中国的崛起。中国人均GDP何时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当前中国提出第二个百年目标，到2049年要把本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均GDP应该至少达到美国的一半，这是一个应有的目标。
全球经济治理与百年变局应对
（张燕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原秘书长）
从百年变局的角度来讲，全球有识之士非常担心世界会不会走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世界百年大变局。当前的国际环境面对着三个基本事实：一是全球化倒退，全球贸易投资减速，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收缩；二是全球通胀；三是全球强监管、反垄断、保安全将成为大势，主要国家之间数字竞争、双碳竞争、创新竞争以及价值观冲突、安全焦虑、大国博弈正在成为新常态。同时，阻碍经济全球化前行的三大矛盾依旧：全球失衡与再平衡调整机制缺失的矛盾始终存在；全球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公平和效率的矛盾突出；全球地缘政治和大国冲突频发，正在使世界处于分裂状态。当前国际环境中也存在两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二是危中有机、危可转机。
当前全球主要有三种经贸治理观：一是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秩序，二是基于对等的公平贸易的治理观，三是基于共享的包容贸易秩序。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在自由贸易、公平贸易和包容贸易之间构建新的均衡点，推动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习总书记提出中国的应对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具体包括如何与美西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与金砖国家之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之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会积极主动做出努力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前行，推动新型全球化前行，推动新型贸易投资前行，推动新型供应链、产业链合作前行，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实现“我们”的共赢共享。
碳中和下的中国与全球
（巢清尘 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党委书记）
就“碳中和”下的中国和全球而言，必须认清世界变化格局中的变和不变，必须在国际大形势下正确认识我国提出“双碳”的重要意义，必须考虑中国在国际国内如何实现“碳中和”。
首先，世界变化格局中有三个变和三个不变。三个变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世界排放格局的变化与国际环境治理体系的变化；三个不变是历史排放和人均排放的格局总体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发达国家主导国际经济的格局没有变，发达国家掌握国际技术、制定标准的格局没有变。其次，在国际大形势下，我国提出“双碳”有四个重要意义：第一，气候变化成为重要的非传统安全因素，也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美丽中国建设进程面临的重要风险。第二，资源利用率低下是我国总体经济粗放型发展的重要特点，“双碳”的提出有利于充分认识资源利用和能源转型在中国的重要意义。第三，在“双碳”的大推手下，有利于推动更多资金向绿色低碳和气候适应性领域流动，为我国在全球占据更高的创新制高点提供契机。第四，在后疫情时代，“双碳”是引领我国创新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契机。最后，在“双碳”大背景下，我国在国际国内需要重视四个方面：第一，客观研判后疫情和后巴黎时代的走向。第二，较好地处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关系，特别要强化技术创新和市场机制作用，在合理“碳达峰”的水平下，才能更好地保障后续以较低的成本实现“碳中和”。第三，从“碳中和”长期的要求入手，避免锁定排放，特别是对于有条件的地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支持率先达峰，以清洁、安全、低碳、高效能源体系的构建为抓手，推动总体绿色低碳技术的重大突破和完善绿色低碳的政策和市场体系。第四，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需要与各国通力合作。
积极应对“三重压力”中的供给冲击
（李佐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
人力资源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积极应对“三重压力”中的供给冲击，首先要正确理解供给冲击。供给冲击，是指产品或要素供给对不上市场需求，或总供给对不上总需求和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具体而言，供给对不上需求有三种情况：数量对不上，结构对不上，质量对不上。从微观角度看，供给冲击有以下五个方面：改变生产能力，改变产品供给，改变产品成本，改变产品价格，降低企业利润。从宏观角度看，供给冲击表现在四个方面：影响总产出，影响总就业，影响通胀率，影响利率。其次，2021年中国供给冲击的表现，侧重从微观层面的短缺和供不应求来看，第一，缺煤、缺气、缺油导致煤炭、天然气、石油价格上涨；第二，缺电导致电价上涨；第三，缺芯导致芯片价格上涨；第四，缺柜（即集装箱）导致运输价格上涨；第五，缺工导致劳动力价格上涨；第六，缺料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第七，缺种导致种子价格上涨。再次，分析中国上述供给冲击的原因：第一，疫情蔓延；第二，中美博弈；第三，政策实施；第四，深层次的体制；第五，人口问题；第六，极端天气。
最后，积极应对“三重压力”中的供给冲击的举措：坚持推进改革，包括推进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垄断行业改革、要素市场改革和政府改革，消除造成供不应求或者供给冲击的深层次的体制障碍；扩大开放，包括推进外贸开放、外资开放、外资改革和对外交流合作改革、自贸改革，从更大范围里整合资源、缓解供给冲击；调整政策，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现路径，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的供给和保障，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通过这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的措施来缓解供给冲击。
全球变局中的价值观博弈与中国境界
（欧阳康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
国际问题表现形态非常多样且极度尖锐和复杂，但最终归结为价值观的问题。这一判断的重要前提是价值观建设是文明建设的核心。近代以来，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可以看作是价值观的构建体系化、行动化、政策化，转化为每个人行为的过程。
当前全球治理变局的核心是价值体系的转型和价值观的重构。二战以后建立的全球治理格局，即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组织机构为代表的全球治理体系，其外表虽然是全球性的，但却是由西方高度主导的。美苏冷战背后伴随着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价值观的抗争，苏联解体后形成全球“一超多强”的格局伴随的则是以美国价值观和多个价值体系的抗争。近年来全球治理变局的关键要素在于中国的崛起以及与之伴随的中国价值观的崛起。中美博弈的核心也是价值观的博弈，这种博弈的胜负决定了未来世界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价值观继续构建，还是以中国价值观来构建。只有站在人类文明道义的高地，把握人类文明发展方向，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胜出。
从价值观博弈的高度谈中国境界，中国需要做到以下要点：首先，保持定力，中国价值观的构建正在过程中，主流价值观已经十分明晰，根本性表达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和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社会现实中价值的极度多样性是主流价值观统摄的难点。其次，中国共产党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再次，坚持全球道义，在国际事务中占领道义的高地，中央提出应遵循六个核心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最后，要以极大的努力把中国价值观引向世界，以它来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新趋势与中国作为
（张建华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数字经济把数字作为生产要素拉入社会经济活动，通过将数字技术作为载体改造社会经济的运行，这种变革可以说已经构成全球化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经济的表现有四个方面：一是数据价值化；二是数字技术的产业化；三是产业数字化全方位的渗透；四是数字化治理。由此带来的经济机遇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服务平台建设的新浪潮；二是运作模式的变化；三是渗透到治理角度。我们将会看到，在全球中出现了贸易、金融和科技的改变，且这种大趋势目前呈现出全球重视、大量投入、培育紧缺人才、推动数据广泛应用的新特点。此外，还要关注数字基础设施的谋划布局和数字生态系统的构建、网络安全和空间治理、从消费端到生产端的渗透和货币体系以及数字经济的国际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要面对四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如何发展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二是数字价值化利用如何避免规模庞大但是潜力挖掘不够的问题；三是规范发展的问题；四是必须面对国际数字治理规则的挑战。最后，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公布的指标，中国应当关注数据价值化、数字技术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治理问题，必须加强在贸易、金融、数字丝绸之路的探索以及国际规则制定和治理方面的主导权，建立一个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数字治理的体系，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来助推中国发展转型，助推中国梦和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现。
全球气候治理新变局与中国策略
（孙永平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全球气候变化目前正处于紧急状态。所有的人类共同问题中气候变化是最复杂的，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是非均衡的，并且气候事件对供应和经济的韧性都会产生冲击，且不同国家参与气候变化的意愿也是不一样的。气候变化治理中全球外部性、跨代外部性和风险不确定性共存的复杂性导致我们进入新变局：一是气候变化越来越成为地缘政治的战场；二是气候变化有被武器化的苗头；三是气候治理的俱乐部化。
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具有文化优势、时间窗口优势和制度优势。中国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应采取的策略：一是中国必须主动准确地识别主要合作伙伴的核心利益，评估中国进行气候变化双边或者多边合作的协同性和矛盾冲突点；二是中国应该发挥好制度优势、时间窗口优势和文化优势，通过自身垂范实现全球引领，以榜样的力量推动共同的责任担当，最终把气候变化作为提升全球领导力的重要突破口；三是基于中国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战略定位和战略目标，保持战略定力，提升战略协同，避免战略重复，确保战略效力，加大我国和其它国家的绿色低碳技术和服务合作；四是中国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外交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理论指引，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价值导向，尝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理论。
